城乡二元户籍制度来龙去脉.docVIP

城乡二元户籍制度的来龙去脉　　中共中央十八届三中全会即将召开，中国社会将迎来一系列重大改革。其中，因为“一头连着土地、一头连着福利”，与城镇化密切相关的户籍改革当属重点。　　事实上，中国人在很小的时候，就知道户口簿的重要性，不管是入学，还是办什么手续，都要带一个户口簿复印件。而老师要一个班的小伙伴们做同一件事时，少不了叮嘱一句，有本地户口的同学要怎么样，是蓝印户口的同学又要怎么样。户口成了一个人身份的象征，拿着大城市户口出生的人们，享受着与农村孩子不同的待遇。那么，这样一套城乡二元的户籍制度是如何建立起来的？　　为打击“敌特土匪”，决定先在城市建立新的户籍制度　　现代户籍制度在晚清被引入中国，经过民国历届政府的完善，至1946年，国民政府终于制定出一部《户籍法》，在台湾地区沿用至今。中共真正开始探索户籍管理制度，是在内战爆发后。中共对新占领的城市实行军管，开展户口清查，废除国民政府旧有的户口管理方法，为建立新的户籍制度做准备。　　1949年9月，中国共产党召开政协会议，通过了具有临时宪法性质的《共同纲领》，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有思想、言论、集会、结社、通讯、人身、居住、迁徙、宗教信仰及示威游行的自由权”。迁徙自由被承认为权利之一。　　中共建政初期，各地治安情况很坏，旧政权潜伏下来的特务与战乱年间盘踞山里的土匪活动猖獗。在华北，天津、北京等地相继发生纵火事件；冀鲁豫地区有26个县在3个月内发生杀人事件55起，88人被杀。四川地区的情况更为严重，1950年初，成都西南的龙潭寺上万名土匪暴乱，杀死179师政治部主任朱向璃，他们还进攻县城，有针对性地谋杀地方政府工作人员。长顺县的匪首支超初用刀砍死副县长等官员4人。西南局在给中共中央的汇报中估计，仅在川西公开活动的土匪就有104股，人数超过6万。　　为了打击“敌特土匪”的破坏活动，中共中央下令“镇压反革命”。为配合行动，公安部要求土匪、地主恶霸、反动会道门头子、特务和反动党团骨干等反革命分子到政府部门登记，交代身份。1950年11月，在第一次全国治安行政工作会议上，公安部部长罗瑞卿发表总结报告时说：“户籍工作是一项巨大的工作，做好了，对于我们保护人民利益，发现和控制反革命分子的活动均有好处，并可得到很多供国家施政参考的有价值的资料。户籍工作有一条基本原则，就是保障人民的自由，对人民要宽，给以合法的最大方便。对敌人要加以限制，使之不能乱说乱动，一言一行皆在我掌握之中。”这次会议决定，先在城市建立新的户籍制度。　　1951年7月，《城市户口管理暂行条例》出台，规定由公安机关统一管理户籍，以户为单位进行户口登记，包括住家户、工商户、船舶户、寺庙户等。如果一户人家的户口发生变更，不管是新添人丁，还是成员过世，都需要办理相关手续。条例中另有“来客住宿超过三日者，须向公安派出所报告”、“旅栈、客店均须置备旅客登记簿，于每晚就寝前，送当地公安机关检阅备查”等规定，让“敌特土匪”无处遁形。　　要在全国范围内建立起一套新的户籍制度，必须要对当时中国人口的基本情况有一个大概的统计。1953年的第一届全国人大代表选举为人口普查提供了契机—要选举，就要调查各地的选民情况。城市居民需要登记与户主关系、姓名、性别、年龄、民族和本人住地6项内容。统计结果显示，当时全国人口约为6.02亿，其中城镇人口约7725万，农村人口约5.05亿。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首次选举后，第一届全国人大召开，制定了宪法，重申“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居住和迁徙的自由”。　　1953年，为应对城镇人口增加带来物资等短缺问题，政府开始限制农民进城　　鉴于城市人口成分复杂，清查城市户口是为了揪出反革命分子，维护社会治安稳定；农村人口构成相对单一，在农村地区发起的“查土地、查户口、查收入”的“三查”工作，只是为搞清农村人口中谁是地主，谁是农民。统计农村户口主要是为了获得人口数据。　　从1949到1955年，农村、城市间没有户籍壁垒，农村人口大量涌入城市。其中相当一部分是原在农村革命的中共干部，以及内战期间躲到乡下的普通市民。1949年时城镇人口有5765万，到1953年这个数字上升到了7725万。“一五”计划上马后，数以百计的工厂相继建立起来，又有一批农村剩余劳动力进城，成为新工人。城镇人口的增加，使城市粮食供应出现紧张，住房、教育、医疗等配套设施短缺。　　政务院在1953年4月再次就户籍问题发布《关于劝止农民盲目流入城市的指示》，规定除了与工厂签订合同者，不再给农民办理入城手续。此前已经进城的农民，如果拿不出合理理由的，也要被劝说回家。半年后，城乡人口流动的口子进一步拉紧，在内务部与公安部《关于办理户口迁移的注意事项的联合通知》中，规定各地政府有责任劝阻农村人口进城，只给予在城市找到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