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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法遗忘的精神家园 ——论牛汉诗歌创作与俄罗斯文艺的关系 【英文标题】Unforgettable Spiritual Homeland: Poetry by Niu Han and its Relationship with Russian Literature 【文章日期】2008-04-19 【作 者】孙晓娅 【作者简介】孙晓娅，首都师范大学中国诗歌研究中心副教授，博士。（北京 100000） 牛汉曾说：“我从不模仿别人，而且，我的诗别人也很不好模仿，诗的个性是无法模仿的，因为创作不是简单的形式或语感，我的性格和个性是没法模仿的，我不承认模仿过任何人，尤其是古代的诗人。我以前喜欢莱蒙托夫，但我从不模仿他。”[1]诚然，在对时代、对万物生命、对个体生存价值、对苦难和孤独的理解与承担、对自我的反省等诸多方面，牛汉的诗歌都烙印着独特的个人魅力。不过，如果深入考察我们会发现，尽管牛汉诗歌的独特性确实不在于中国古典诗词的给养，不在于中国现代诗歌的现代性价值，但有一点是不可忽视的，那就是俄罗斯诗歌历史上那些伟大诗人们对其产生的终身挥之不去的深远影响——这种影响早已在他初登文坛时就潜移默化地融入其诗性品格甚至诗歌的艺术形式中，并在后来的不同时期呈现出不同的诗歌内涵和诗学指向。[2]可以说，考察俄罗斯文艺尤其是普希金、莱蒙托夫等诗人对牛汉诗歌创作的切实影响，对进一步研究牛汉诗歌有着举足轻重的研究价值。本文仅选取牛汉1940年代和“文革”时期的诗歌创作来剖析这一深远的精神关联。 1943年，牛汉考入设在陕西城固的西北大学俄文专业，读书期间接触了大量俄罗斯文艺作品，笔者曾就当年牛汉选择俄语专业“是出于兴趣还是受社会革命风潮的影响”这一问题采访过他，牛汉肯定地回答“当时学俄语不是风潮，它甚至还可能意味着没饭吃；那也不是简单的革命。我就喜欢莱蒙托夫、普希金，喜欢从原文阅读他们的作品，完全从文学创作角度考虑，不是为了革命，革命是不能学俄语的，那等于暴露了身份，完全是因为喜欢。我对俄罗斯文艺，特别是‘白银时代’的文学很感兴趣，‘白银时代’的知识分子非常真实。念大学时我读过不少‘白银时代’的诗歌，卫国战争时的诗我也喜欢，我认为有些诗比中国的诗好。俄罗斯文艺对我影响很大，尽管我的诗受谁的影响看不大出来。我曾翻译一些作品，50年代初翻译得最多，完全是自己喜欢，给自己看，自己琢磨它……”[1]。其实，早在入大学前，牛汉就喜欢普希金和莱蒙托夫的诗歌，以及一些“白银时代”、卫国战争时代的俄罗斯作家，并阅读原文。普希金、莱蒙托夫、涅克拉索夫等诗人为自由、为祖国、为人民、为真理和正义而战斗的精神影响牛汉毕生。同时，陀斯妥耶夫斯基强调的用心写作而不是“用脑写作”的艺术观激发牛汉苦苦探寻艺术的本源。 《沙漠散歌》(1941年1月1日《黄河》第1卷第11期，署名谷风)和《山城与鹰》(1942年4月1日《诗星》第2卷第4-5期，署名谷风)是牛汉初涉诗坛时的早期作品，这两首诗足以显露诗人当时忧郁、苦闷的情怀，但是诗中抑郁的情感却洋溢着浪漫的牧歌情调，这为其早期的短诗增添了别样的诗情意韵。笔者曾就此采访过牛汉，他认为当时这一创作风格的形成与莱蒙托夫诗歌的影响有一定关系：“莱蒙托夫有首诗叫《童僧》，也有人翻译成《一个不做法事的和尚》……莱蒙托夫的这首诗影响了我一辈子，我到现在还怀念他，早年对他的诗特别投入，我写《鄂尔多斯草原》和《西中国的长剑》也受到他的影响。《童僧》写一个小和尚在庙里太苦闷了，生活受限制，他不愿意天天念经，他要跑出去，追求自己的自由。他从寺院里跑出去，在大森林里迷了路。这个过程跟我的心情一样，我也不愿意像小孩似的待在学校里，太苦闷了，我想跑到自由的天地去。去前线打日本、为革命牺牲了，痛快，内外完全是浪漫主义的激情，也可以说革命的激情吧。在《童僧》中，有一句‘让我尝一口蜜，我就可以死去’的名言，我被这句话迷住了，好像品味到人生的滋味，那是一种诗意——追求的诗意，活着有了诗意，只要得到这诗意的蜜，可以牺牲生命，这么一种激情，没有这激情怎么可以写出诗呢……”[1] 长诗《鄂尔多斯草原》发表在1942年9月20日的《诗创作》上，署名谷风，一直以来，中国现代诗歌史在谈及“七月诗派”或牛汉1940年代的代表诗作时，都没有越过这首长诗。在此有必要对这首诗的诞生背景给予简单的介绍。1942年，继《西中国的长剑》和《草原牧歌》之后，牛汉迎来诗歌创作的第一个高潮期。正在读高中的牛汉痴迷地热爱上诗歌，他几乎天天写诗，分别刊发在学校的壁报和省内外的刊物上。抗战时期学校管理不严格，牛汉就搬到学校附近山上的万寿庵去住。他没事就跑到山头李广故居处静坐，有时可以整天待在那里，那种荒凉、旷远、安静的氛围与诗人的心境十分吻合，那里成为孕育诗人诗性的场所，唤醒了他酝酿许久的情感积蕴。这年2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