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干嘉考据学成因研究及存在问题.doc

20世纪的乾嘉考据学成因研究及存在的问题 敖光旭 乾嘉考据学肇端于明末，形成于清初，鼎盛于乾嘉，式微于晚清。（注：此种说法与传统的表述——“乾嘉考据学兴起（发韧、萌芽、肇端、导源）于清初，鼎盛（全盛）于乾嘉，衰落（式微）于晚清或道光以后”——存在显著差异。它要求将以经史考证为本质特征和内容的乾嘉考据学作整体而系统的考察，抛弃“汉学”中心论和唯经学标准，对该学派形成于何时予以准确说明，在此基础上合乎逻辑地说明乾嘉考据学的成因及有关问题。）作为考据之学，它与历代不同之处在于：“在考据学诸学科中，以小学为先导与枢纽，小学之中又绝重音韵学；四部书中经史子集兼治但又以经史为主；考据与义理兼治但又偏重考据；词章之学与释道之学被排斥在学术以外”（注：漆永祥：《乾嘉考据学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2页。）。简言之，在治学内容上以经史为中心，而旁及小学、音韵、舆地、天算、典制、校勘、辑佚、金石、辨伪等。在治学方法上，胡适认为有四个特点：即历史的眼光，工具的发明，归纳的研究，证据的注重。（注：胡适：《戴东原的哲学》，姜义华主编：《胡适学术文集·中国哲学史》，中华书局1991年版，第1001页。）其实就是讲“实事求是”，重立言有据：一是证据(evid-ence)，一是依据(authority)。（注：胡适：《戴东原的哲学》，姜义华主编：《胡适学术文集·中国哲学史》，中华书局1991年版，第1060页。）考据之为一代学术的代称，为清代所独有。它以其特有的风姿矗立在学术史上，瑰伟而神奇，从而成为继先秦子学、两汉经学、隋唐佛学、魏晋玄学、宋明理学之后的又一学术奇观。又由于经学历经了十余个世纪的开辟、流传、昌明、极盛、中衰、分立、统一、变古、积衰过程，（注：皮锡瑞：《经学历史》，中华书局1959年版。）至清代而回光返照，放一异彩，以超迈秦汉、傲视往哲的“绝学”之姿，使迄今为止的任何传统文化和学术都难以逃脱其光芒的强烈辐射和形塑。 几乎是随着乾嘉考据学的式微，对它的总结性探究即及身而至。（注：方东树：《汉学商兑》即为第一部系统之作。）根据90年代初台湾林庆彰先生的估计，仅民初以来有关清代考据学的论文就在2000篇以上，其中有相当部分或直接或间接涉及到其成因问题。论者多同意考证学的兴起涉及多方面因素，但因着重点和视角不同，结论又言人人殊。黄克武先生在《清代考证学的渊源——民初以来研究成果之评介》（注：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近代中国史研究通讯》第11期，1991年，第140～154页。）一文中将其分为六类，虽不尽条贯合理，但内容却较周全，故本文先以此为线索对有关观点作一简要回顾和述评： 1.“考证学源于明末前后七子的复古以及杨慎、陈第、方以智等人个人的经历与博学的雅好。”持相关看法者盖有朱希租、萧一山、钱穆、容肇祖、林庆彰等人。（注：萧一山：《清代通史》第1册，台湾商务印书馆1967年版（下同），第941～942页；钱穆：《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第1册，台北：三民书局1971年版，第135～136页；容肇祖：《明代思想史》，台湾开明书店1962年版，第279页；林庆彰：《实证精神的探讨——明清考据学的发展》，载《中国文化新论学术篇：浩瀚的学海》，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1年版，第298页。）此论考察清代考据学不以清朝为断限，而追溯其构成一个完整周期和过程的合乎逻辑的源头，确为远见。然而，若仅以“个人的经历与博学的雅好”来解释考据学的形成，又显似单薄。考据作为一种治学的方法，导源于对古典经籍的致疑和辨正，古已有之，但作为一代学术代称的考据学则为清代所仅见。个人的“雅好”如何演变为主流学术，自有根本的内在矛盾性和外部规定性，无论是乾嘉考据学的形成还是发展，都与此前提不可须臾而离。当然，朱、萧、钱等人注重此点，但并不完全排斥其它因素。 2.“考证学受到耶稣会士所传西学的影响”。梁启超、谢国桢等多人曾论及此点，其论尚持中平允。（注：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北京出版社1996年版（下同），第26页；谢国桢：《明末清初的学风》，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99页。）外人彼德生(Willard Peterson)、艾尔曼(Benjamin A.Elman)也具有代表性。（注：Willard J.Petersen,Fang-chih:Western Learning and the Investigation of Things.In W.T.de Bary ed.,The Unfolding of Neo-Confucianism,pp.369～411.Bitter Gowrd:Fong I-chih and the Impetus for Intellectual cha-nge,New Haven Yale Univesity Press,19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