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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市公司担保行为分析 马亚军 冯根福 （西安交通大学经济与金融学院，陕西 西安 710031） 摘要：本文分析了中国上市公司担保行为的演变特点，实证考察了上市公司担保的行为特征。本文认为，上市公司的担保行为具有保证担保偏好和连续性特征；上市公司通过担保行为承担了本应由银行承担、最终被银行转嫁的对担保贷款风险进行识别和评判的社会职能；上市公司提供担保的行为使上市公司和银行之间同时存在严重的道德风险和逆向选择问题，相互担保行为使上市公司之间存在严重的逆向选择问题。 关键词：上市公司；担保行为；相互担保；逆向选择 作者简介：马亚军，西安交通大学经济与金融学院博士生。冯根福，西安交通大学经济与金融学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 中图分类号：F276.6 文献标识码：A 引言 一般而言，上市公司担保可以有三种选择，即保证、抵押和质押。但中国上市公司在担保行为的实际选择中，却具有明显的保证担保偏好。据笔者统计，在1999-2002年上市公司的长期贷款（平均值）中，保证担保贷款达58.44％，而抵押担保仅占28.48％，其余13.08%基本是信用贷款；在同期的短期贷款（平均值）中，保证担保贷款更是高达63.38％，而抵押担保仅占22.22％，其余14.41%基本是信用贷款。不论在长期还是短期贷款中，质押担保贷款的比重都非常小，几乎可以忽略不计。可见，中国上市公司的担保行为实际上主要是一种保证担保行为。该行为是上市公司以公司法人的名义向他人债务提供保证，在他人不能偿还到期债务时上市公司代为清偿的行为。本文所说的“上市公司担保”专指上市公司担保中的保证行为。从国外发达国家的实践看，公司对外担保为绝大多数国家公司法普遍认可（傅穹，2004），而且已成为促进资金融通、保障债权实现的重要融资手段。出于对股东利益的保护，各国对公司的对外担保行为普遍实行了严格限制。 在中国证券市场短短十几年的发展中，担保作为上市公司的一种正常的经营手段，曾为上市公司方便、快捷地获得银行资金以及为金融机构利益的保障产生了积极作用。然而近年来，不规范的担保行为已成为困扰上市公司的一大陷阱，从奥园发展、神龙发展、诚诚文化到啤酒花、拓普软件，从福建“担保圈”、上海“担保圈”、深圳“担保圈”到新疆“担保圈”，上市公司因担保被拖下水的情况屡见不鲜，有人甚至把中国上市公司对外担保问题称为“上市公司的歌德巴赫之谜”。上市公司担保到底问题出在哪里?尽管国内业界、学界人士曾对这一难点与热点问题给予了广泛关切，但由于以往的研究大都采用个案研究的方法，从现象上对上市公司对外担保的风险和危害进行描述，缺乏深入、全面的经验分析，因而得出的结论缺乏说服力。国外关于担保问题的研究出于两点原因也难以对中国上市公司的担保问题进行解释：一是在国外公司普遍产权清晰、内控机制强，且相关法律完善、多种融资渠道通畅的背景下，大部分研究探讨的是公司以其自身财产抵押或质押担保（借款）的问题，少部分有关保证担保问题的研究则关注的是中小公司（或企业）通过政府或担保公司的保证担保来融资的问题。二是前者站在银行（即贷款人）的视角主要关注如何通过担保选择客户、降低风险等问题，后者则站在整个社会的视角研究如何通过担保构建一种社会机制来解决中小企业的融资问题。在本文，笔者拟从上市公司的视角探讨中国上市公司担保行为的特征、根源等基础问题。基于此，笔者搜集整理了上市公司2000－2004年公告披露的担保数据，从上市公司的视角实证考察分析了中国上市公司担保行为的特征和内在根源，以尝试剖解上市公司的这一“歌德巴赫之谜”。 上市公司担保行为的演变特征 中国上市公司从产生到现在已有15年的历史。根据上市公司担保行为的表现和变化，我们可把上市公司担保行为的发展过程划分为三个阶段： 为大股东提供担保阶段（1990～2000.6）。在这一阶段，上市公司的担保行为一开始并没有引起人们的注意。尽管对外担保是上市公司的重大事项，由于没有强制性披露要求，几乎没有上市公司主动公告担保情况，因而担保一直在“地下”进行。直到1999年4月，以“棱光事件” 的爆发为导火索，猴王股份、吉发股份、PT粤金曼、中福实业、九州股份等公司为其大股东担保而沦为“提款机”的事件陆续曝光，上市公司的担保问题才开始浮出水面，并引起了投资者和监管层的高度关注。这些问题集中表现为上市公司为大股东或母公司获取资金提供巨额担保。据笔者统计，当时有近30家上市公司因此或被证监会谴责，或股票被特别处理，或公司被重组。众所周知，中国上市公司大部分是由国有企业改制而来，公司的主营业务同大股东或母公司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有的甚至是母公司业务环节的一部分。再加之大股东过高的持股比例，上市公司的运作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大股东的意志，这就使得大股东有可能利用其控股地位迫使上市公司为其借款提供担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