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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法治国历程 昨天闭幕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总目标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这为法治这一国家治理路径注入更大推动力。从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党中央提出健全法制目标，到1999年依法治国写入宪法，再到今日，依法治国理念渗入国家治政肌理。　　 　　法学家发出“依法治国”呐喊 　　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党的工作重心转移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上来。“文革”中“无法无天”的混乱局面成为惨痛教训，人民期盼国家的治理走上正轨，特别是走上法治轨道。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也提出保障人民民主、健全社会主义法制的目标。 　　“法制”与“法治”一字之差，但概念并不相同。中国社科院法学所研究员李步云认为，“法制”仅指法律制度，而“法治”则指的是法的治理，法律在国家治理中应处于至高无上地位。国家当然应走上依法治理的道路，因此“法治”更具有全局概念。 　　李步云回忆，他与法学家王德祥和陈春龙共同撰文《要实行社会主义法治》，并发表在1979年12月2日的《光明日报》上。文章提出，必须实行法治，必须依法办事，社会主义才能兴旺发达。 　　文章也引发了一场关于“法制”还是“法治”的大讨论。中国政法大学终身教授、著名法制史专家张晋藩等专家认为，这篇文章是法学专家最早提出“依法治国”，也是一声响亮的呼吁和呐喊。 　　随后，党中央下发《中共中央关于坚决保证刑法、刑事诉讼法切实实施的指示》，强调在刑法等7部法律通过后，“它们能否严格执行，是衡量我国是否实行社会主义法治的重要标志”。这是建国后在党和国家的重要文件中，第一次使用“法治”这一概念。 　　法律密集出台法治重归正轨 　　1979年，7部法律破茧而出，即《刑法》、《刑事诉讼法》、《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组织法》、《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选举法》、《人民法院组织法》、《人民检察院组织法》和《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这7部法律的出台也标志着我国法治进程回归正轨。 　　1982年12月4日，新宪法颁布，法学泰斗江平等法学家均认为，宪法作为国家根本大法，这部宪法的诞生是我国法治进程中的一个重要里程碑。这部宪法继承和发展了1954年宪法的基本原则，也纠正和抛弃了一系列不合时宜的“遗毒”。这部宪法沿用至今，并随着时代的发展增添了新的内容。 　　中国政法大学刑事司法学院教授、著名刑诉法专家洪道德认为，1979年《刑法》和《刑事诉讼法》的制定，对惩罚犯罪，维护国家和人民的利益有重大作用；从保障公民权利的角度，结束了“文革”期间“无法无天”的混乱局面。更为值得欣喜的是，随着经济社会的新发展，《刑法》和《刑事诉讼法》作出相应修订，这两部法律越来越朝着尊重和保障人权的方向发展。 　　中南海法制讲座“依法治国” 　　进入20世纪90年代后期，党中央对于推进法治建设有了新的认识。最高人民法院原院长肖扬曾撰文回忆：1994年下半年，司法部党组经过慎重研究，向党中央正式提出为中央领导同志举办法制讲座的报告，并且草拟了讲座的选题。党中央很快批准了报告和选题。1995年下半年，中央举办第三次法制讲座筹备工作开始，司法部党组认为，应当介绍一下法律界最关注的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制国家这个根本问题。 　　1996年2月8日下午，中央第三次法制讲座在中南海举行。这是一次非同寻常的法制讲座，因为正是在这一次讲座的总结讲话中，江泽民同志提出了依法治国方略，并对依法治国的重大意义进行了全面深刻的阐述。 　　中国社科院法学所研究员王家福是这次讲座的主讲人，今年已83岁高龄的王家福回忆，在这次讲座上，他向中央领导同志讲授了《关于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理论和实践问题》。王家福当时使用16页的讲稿，共谈了关于依法治国的4个问题，而这份讲稿也是诞生于集体智慧，法学大家李步云、梁慧星、刘海年等均为讲稿的最终成型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法制”改“法治”建议被采纳 　　1997年9月，党的十五大召开。十五大报告正式提出：“依法治国，是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是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客观需要，是社会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志，是国家长治久安的重要保障。”“发展民主，健全法制，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 　　1999年3月，在九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上，“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又写入了宪法，成为一项不可动摇的宪法原则。 　　王家福参与了十五大报告的起草，负责依法治国部分的起草，在起草中，王家福等一批法学家建议，将“法制”改为“法治”，这一提法最终被中央采纳。王家福认为，党的十五大正式提出依法治国的基本方略，到依法治国写进宪法，在我国的法制史上是最富浓墨重彩的一笔，是我国在建设法治国家的道路上迈出的最有实质性的一步，“依法治国”虽然只有4个字，但它的提出和写入宪法，是一个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