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才能把权力装进制度的笼子.docVIP

如何才能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 针对当前各级官员滥权渎职腐败现象严重的问题，党中央提出要“将权力装进制度的笼子”。中央提出的措施主要有：（1）运用民主集中制，让“一把手”权力得到规范；（2）运用党务公开制度，让“一把手”权力透明运行；（3）运用党内监督条例，让“一把手”权力受到制约。 不过有专家提出，上面这些制度都还是比较的宏观、抽象，要想真正使其能够得到贯彻落实，尚需要以一系列的具体措施规定给予支持。例如，为了有效地实施对“一把手”权力进行监督制约和责任追究，必须首先明确几个重要的前提条件：“一把手”权力运行的哪些不当行为可以被认定应进入监督制约和责任追究的范围，启动和进行责任追究的的具体程序是什么，具体负责责任追究工作的是何机构、人员，责任追究的裁定结果怎样才算是有效的，等等。如果这些问题没有弄清楚，对“一把手”权力进行监督制约和责任追究，事实上就没有达到实用的阶段。专家还补充道，需要将党内监督与法制建设相结合，才能真正实现预期的目标。 从民众的反映来看，虽然社会各界普遍欢迎党中央“从严治党”的方略，但对党中央的措施是否真的达到预期目标还是存有疑虑。从历史的角度看，中共自建国之后针对各级干部/官员的腐败渎职行为进行的历次整肃运动，始终未能达到政治清明的目标。以文革前的“四清”运动为例，当时党中央判定贵州省的干部队伍“烂透了”，故并从全国抽调数千干部将该省县处级干部一锅端，但这也未能杜绝贵州省的干部以后再出现腐败滥权问题。 仅靠加强党内监督无法实现“将权力关进笼子”目标的原因在于这种权力监督机制本身俱来的局限性：“一把手负责制”导致同级党内监督部门无法发挥作用；法外执政方式则使得执政党以及各级官员的施政行为脱离了法律监督；从上至下的干部监督方式工作量是天文数字，一旦发生系统性腐败监管效率急剧降低。 仅靠体制内监督机制对官员进行监管的局限性已被古今中外无数的例子所证明，而明朝嘉庆年间杀了和珅后却无法遏制各级官员的普遍贪污腐败行为最为典型。 然而系统性的官员贪腐现象也并非不能治理，如香港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有百分之九十的警察都存在受贿行为，但在廉政公署成立后，通过法律监督和媒体监督双管齐下，最终还是遏制住了警察系统腐败现象。由此可见能否建立独立于行政体系的权力机制如独立的司法体系，对于加强对政府官员权力的监管至关重要。 已经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如果对政府官员或执政党成员的权力监督仅仅依靠现有行政管理系统和执政党内部纪律管理系统，则无论最高领导整顿吏治的决心有多大，也很难杜绝各级官员滥权腐败现象，甚至是发动类似中国文化大革命这样的群众运动也不可能达到目的。这是因为类似文革这样的“群众运动”从本质上看并未脱离最高执政者的控制，群众运动的矛头只会被允许指向所谓的“修正主义分子”，而不会被允许指向得到最高执政者信任的党内野心家和阴谋家。 体制内反腐和权力监管机制存在局限性的原因还可用“痛点止罚”理论解释。所谓“痛点止罚”说的是，当一个人试图给自己动手术时，他的大脑需要同时要控制住负责手术刀的运动神经和负责保持镇定的痛感神经，一旦痛感神经的兴奋度压倒了控制手术刀的运动神经，当事人要么昏迷，要么拿不稳手术刀。也许是看到了执政党自我监督的局限性，当局才会出现强调用“灵魂深处爆发革命”的方式提高执政党成员与各级干部遵守相关制度的自觉性。 为了真正实现政治清明，必须将体制内权力监督机制与制度外权力监督机制相结合。体制外的“制度笼子”由三部分组成：独立的司法制度、公开的政府信息披露制度和受到法律保护的新闻开放制度。如果能让民众直接参与官员的评估任免工作，更容易收到防腐于事前，治贪于事后的效果。内部监督与外部监督结合最成功的例子就是北欧国家的官员治理模式。 究竟是依靠广大人民群众反腐还是依靠官僚系统反腐，究竟是接受独立的司法监督还是拒绝独立的司法监督，不仅是吏治方法的差别问题，也是区分真反腐还是假反腐的试金石。不依靠广大人民群众反腐（即“还权于民”）和不依靠独立的司法体系反腐，就不可能从根本上排除既得利益集团的阻挠将反腐肃贪、整顿吏治的工作进行到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