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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法律视角看我国腐败问题 摘要：我国的腐败问题遍地都有，上至中央，下至村组，就像一个毒瘤，越扩越大，如不及时加以治疗，最终会给国家带来致命的伤害！那么，从法律的角度，我们怎么来有效的防止毒瘤扩散，甚至铲除毒瘤呢？ 关键字：腐败、法律、权力、制度······ 腐败的概念！ 腐败是违法与犯罪的总称，是渎职与谋私的结合，是作为与不作为的双向，是领导干部和公职人员滥用职权、贪污受贿、腐化堕落、失职渎职等行为的集合。严重的腐败就是国家工作人员发生贪污受贿、挪用公款、滥用职权、失职渎职等职务犯罪。胡锦涛总书记在第十七届中纪委第三次全会上讲过，坚决惩治和有效预防腐败，关系人心向背和党的生死存亡，是党必须始终抓好的重大政治任务。我国已进入改革发展关键阶段，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面临许多新情况新问题，形势仍然严峻，任务仍然艰巨，全党必须充分认识反腐败斗争的长期性、复杂性、艰巨性，以完善惩治和预防腐败为重点，坚定不移地推进反腐倡廉建设。 2009年，全国检察机关共立案侦查各类职务犯罪案件32439件41531人，件数比上年减少3.3%，人数增加0.9%。突出查办大案要案，立案侦查贪污贿赂大案18191件、重特大渎职侵权案件3175件;查办涉嫌犯罪的县处级以上国家工作人员2670人，其中厅局级204人、省部级8人。立案查处的省部级干部比2008年翻了一番。中纪委查办的省部级干部有17起，创历史新高。腐败现象给一个社会所带来的危害是巨大的。它不仅浪费了社会财富，造成经济秩序的紊乱，破坏了经济建设，阻碍了经济发展，而且严重地影响了政府形象，败坏了政治的清正廉明;更有甚者，它导致了社会风气的恶化，以致社会呈病态化，道德水准下降，是非正义感丧失。社会为腐败付出了巨大的代价。正如英国学者保罗。哈里森指出的那样：行贿受贿是大多数第三世界国家内部的恶性肿瘤，它蚕食着人民与统治者之间的相互信任关系的基础，使国家无力实施自己的法律和法规。改革即使通过了也很难实施。腐败对于一个正在变革中的社会确实具有极大的危害性。能否抑制腐败，消除腐败现象，关系到一个社会的经济、政治社会的健康发展，因而成了发展中国家走上现代化之路的关键。对于今天的中国，尤为重要。邓小平同志的话可谓一针见血：“要整好我们的党，实现我们的战略目标，不惩治腐败，特别是党内高层腐败现象，确实有失败的危险。”　一、权力过于集中，是产生腐败的根本原因。新中国成立后，我们在政治上实行党的一元化领导，在经济上照搬前苏联计划经济模式，在文化上破旧立新，批孔子，基本上否定了中华传统文化，从中央到地方高度统一，整齐划一。特别是一个地方、一个单位、一个部门的一把手权力太大、太多，并且又缺少监督和制约，还容不得不同的声音和质疑。这是产生腐败的根本原因。权力过分集中，缺乏有效监督，必然导致腐败，这是颠扑不破的真理。因为“一切有权力的人都容易滥用权力，这是万古不易的一条经验”。法国启蒙思想家、法学家孟德斯鸠说过，公共权力有两个自然属性，一个是它的腐蚀性，一个是它的扩张性。权力导致腐败，绝对的权力就是绝对的腐败。为什么美国、英国官员的腐败，远远没有我国现在严重和广泛?这是一个令人深思的问题。在我国改革开放以来，一个县委书记、市长、省长在任几年，一旦东窗事发查出来，动不动就是贪污受贿几百万元、上千万元，甚至还有过亿元的。这不能不说体制性的障碍的确存在，助长了腐败的产生。 　　二、制度流于形式，是产生腐败的主要原因。法律法规、规章制度本来就是一道防火墙。从广义上将都叫制度，是机关单位设置的办事规则，用来规范和制约权力运行，能有效地制权、管物、用人，肯定有利于党风廉政建设。但是在制度建设中有几个问题没解决好。一是不习惯制度。由于我国几千年长期处于封建社会，形成人治而非法治的文化传统，老百姓总是寄希望于明君而不是崇尚法治。封建残余始终未能绝迹，认为制度束缚了人的手脚，像孙悟空的紧箍咒一样，管得太死，束缚手脚。作为领导，总是好专制而不好民主，作为群众，总是信访而不信法。二是不相信制度。有的地方、有的单位、有的领导相信人的柔性作用，不相信制度的刚性作用。一说建章立制，认为是搞文字游戏，敷衍上级，应付检查，美其名曰制度是死的，人是活的，活人能叫尿憋死?往往是制度写在纸上、贴在墙上，迎合上级检查，领导赞扬，让人参观、让人模仿，墙内开花墙外香。在行使职权时，千方百计绕过制度，以特事特办寻找违规理由，以协调关系为由降低标准，以获取自身利益滥用职权。常常是以服从大局、照顾关系、领导干预、自身利益为由越过红线，践踏规章，不按制度办事，为腐败盛行、权力寻租打开方便之门。一些贪欲过大的人借此机会不作为、乱作为、慢作为，不给好处不办事、给了好处乱办事，导致贪污受贿、挪用公款、滥用职权案件频频发生。三是不制定好制度。邓小平讲过，好的制度可以约束坏人，坏的制度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