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萨特与梅洛-庞蒂的历史哲学和政党理论 张春颖 法刊《当代马克思》总第46期(2009年)刊登了法国学者让一菲利普·德朗蒂(Jean-Philippe Deranty)和斯蒂芬·哈伯(Stephane Haber)合著的题为《萨特与梅洛一庞蒂的历史哲学和政党理论》的文章。文章对萨特和梅洛－庞蒂二人的论战过程及针锋相对的观点进行梳理，对他们的政党理论进行概括和对比，认为萨特强调存在主义决定论，对共产主义政党的理解具有一种专制的激进化倾向，而梅洛－庞蒂则运用自由现象学阐释共产主义政党的问题。认为马克思主义的核心是“历史哲学”，强调对民主原则的尊重。文章主要内容如下。 　　在战后的法国思想界，梅洛－庞蒂于1947年出版了《人道主义与恐怖》一书，将政党作为独立的理论对象来分析，使其在摆脱教条主义和融合存在主义思想的马克思历史哲学中发挥核心作用。梅洛－庞蒂运用自由的现象学方法来阐释布尔什维克主义的问题，他将政党定义为一种主观性模式，其创造历史的行为应当特别注重形势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因此，如果自由是承担由现象学所促生的主体与客体之间亲密关系的一种具有创造性的、含混的方式，换言之，如果自由是将意识在现实中用虚点勾画出来的实现方式，那么政党就是推动当代世界发展的出色代理人。但是，究竟是什么深层次的原因使这种政党应该成为“共产主义”性质的党派呢?(考虑到当时的时代背景，这里的“共产主义”性质的党派是指能够接受与最亲近苏联的政治力量保持某种亲密关系)在对这个问题的回答中，《人道主义与恐怖》的观点可能会具有很大的局限性。这是因为，梅洛－庞蒂在发展马克思于1843－1844年间使用的词汇时，不受传统思想的约束，将无产阶级视为一个“普遍阶级”，在该阶级中一种“真正的主体间性”得以实现，也正是出于这个原因，无产阶级本身体现了人类的最高价值。简而言之，他直接从一种无产阶级的道德观(从社会学上无法确定)跳跃到哲学上的现实政治(RealpoHtik)，这要求我们将斯大林主义视为一段真正的人类发展进程中可能无法避免的经历。这种分析方法几乎无法让人思考这样一个问题：一旦将“民主集中制”的有害假定放到一边，那么政党的行为会是怎样的? 　　上世纪50年代中叶，哲学政治学的境况发生了深刻的变化。梅洛－庞蒂仍然认为马克思主义的核心是一种“历史哲学”，主要是指现代历史行为及其双重性的思想——强加一种理性意志和确认一种客观意义，这两个要素在各种不同的形势下彼此宣传。但是逐渐地，他越来越认识到现有的共产主义其实是对这种模式的严重背离，同时，他试图发展一种以“阶级经验的实证性”为中心的社会哲学，这种实证性更加贴近社会学的现实，对救世观念的依赖不是很强烈(他在第一部政治学著作中还采用了这一观念)。梅洛－庞蒂似乎希望被视为历史行为条件的党的民主政治生活这一主题，能够在这些条件中得到充分发展。而就在此时，朝鲜战争的爆发加剧了冷战的紧张态势，萨特在《共产党人与和平》中采取的惊人立场阻碍了梅洛－庞蒂设想的进展。事实上，萨特在他的书中明确地重新采用了《人道主义与恐怖》一书的独特立场(马克思主义是历史行为的哲学，共产党是杰出的历史代理人，这两个主题都是对当时共产主义的证明)，但是这是为了在自己对自由的认识框架中更加强化这种立场并赋予其一种全新的含义。 　　在《辩证法的历险》一书中，梅洛－庞蒂试图阐述自己的新立场，主要是对萨特进行了大量的批判，认为他擅自将梅洛－庞蒂1947年的研究问题据为己有，并大胆地加入了萨特的个人风格。具体来说，梅洛－庞蒂的批判主要是针对萨特试图从理论上对20世纪50年代初自己与共产党的政治亲近关系进行解释时所使用的方式，这种政治上的亲近主要体现在《共产党人与和平》(1952－1954年)和《答复勒福尔》(1953年)中。 　　 《共产党人与和平》中的政党理论 　　 除了政治战略问题外，萨特在其著作中主要阐述了对战后法国工人阶级悲惨状况的看法。其观点证实了马克思的论断：在资本主义雇佣劳动的条件下，对工人的必然摧毁表现为导致完全贫困和衰竭的极度剥削。萨特推崇泰勒制的劳动组织形式，在他看来这是资产阶级所期望的贫困化在这种情况下最合理的因素。由此看来，萨特的观点与梅洛－庞蒂的立场相去甚远，后者主要侧重于分析被剥削的劳动经历赋予博爱价值观一种具体意义的方式。根据萨特的观点，在工人阶级被完全剥夺和物化的条件下，人们无法想到任何一种独立行动的原则，阶级意识和创造历史的能力只能来源于外部。 　　可以肯定的是，面对自身所处时代的政治两难境地，萨特将其自由的存在本体论置于一种具有超越性权力的救世转变和救星归附的思想含义之上，而对于微不足道且筋疲力尽的个体而言，这种力量恰恰可能会真正体现一种能够推翻现实存在的至高权力。萨特曾认为，政党其实不是工人阶级自发的产物，它对于个体而言就是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