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小论文.docVIP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小论文 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征途上形成了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这些成果既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又包含了中华民族的优秀思想文化和中国共产党人的实践经验，是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 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基本原则。 早在1930年，毛泽东同志就在《反对本本主义》中明确指出：“马克思主义的‘本本’是要学习的，但是必须同我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我们需要‘本本’，但是一定要纠正脱离实际情况的本本主义。”这一精辟思想，可以说是中国共产党人如何正确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最早觉醒。然而由于毛泽东的地位和所处环境的限制，他的全新思想没有能够在党内起到决定作用，在当时的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内依然存在着严重的马克思主义教条化和神圣化倾向，本本主义依然在党内屡屡泛滥成灾，终使土地革命的成果毁于一旦，红军被迫长征北上。 “左”倾错误领导不仅使包括中央苏区在内的广大苏区几乎全部丧失，而且在战略转移的长征途中又几乎使党和红军濒临绝境。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惨痛教训和两万五千里长征的不平凡经历，使中国共产党人进一步认识到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紧密结合的极端重要性，成为开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伟大进程的基本出发点。长征开始后,围绕着红军的战略方针,在党内展开了激烈的争论。争论的实质,就是要不要实行适合中国革命战争实际的战略指导方针。在长征途中,通过胜利和失败的尖锐对比,历史和现实的深入思考,毛泽东所代表的正确方向逐渐为党内的多数同志所认识。“从黎平往西北,经过黄平,然后渡乌江到达遵义,沿途争论更烈。在争论的中间,毛主席又说服了中央许多同志。”1935年1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的遵义会议。在遵义会议反对“左”倾教条主义之时,党和红军正处在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会议以革命的全局和党的根本利益为重,集中全力解决军事问题和组织问题,使党的军事路线和组织路线首先转入马克思主义轨道。会议对李德和博古的批判,始终限制在党内斗争的范围,一方面,对他们在军事上和组织上的严重错误,进行了严肃的有说服力的批评,取消了他们对红军的最高指挥权;另一方面,没有单纯追究个人责任,在进行严肃批评之后,博古在党内不再负总的责任,但仍保留在中央领导核心内。这样就集中解决了当时最为紧迫的军事问题和组织问题,将政治路线问题留待以后时机成熟再逐步解决。既端正了党的指导思想,又维护了党和红军的团结统一。在改组中央后，实际上确立了毛泽东在红军和党中央的主要领导地位。遵义会议的拨乱反正，使中国革命转危为安，实现了党的历史上第一次伟大转折。 长征的胜利,是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胜利,马克思主义不可战胜的强大生命力在于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在这个结合的过程中,长征起着巨大的推动作用。正是在长征中实现了党的历史性转折,也开创了中国革命的新局面。历史地看,包括长征在内的党在各个时期的成败得失,都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个问题上的成功与失误密切相关。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就是一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作为一种外来文化,马克思主义要解决中国的问题,要在中国生根、发芽、开花、结果,就必须与中国的实际相结合。红军长征所蕴含的历史启示,反映出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中的一些带规律性的东西。长征为毛泽东思想在整个中国革命战争全局范围内得到检验,提供了广阔的历史舞台。正是通过惊心动魄的长征风云,毛泽东被全党推举到党和红军实际的领导核心位置上。“如果没有毛主席,至少我们中国人民还要在黑暗中摸索更长时间。”这句话道出了全党全军经过长征而形成的坚定共识。如果说红军被迫进行长征原本是一种不幸,那么,在这一不幸之中的万幸就是,中国革命的领导问题和指导理论终于在全党范围内得到了解决。 1938年9月，毛泽东同志在六届六中全会第一次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一科学命题，深刻指出：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伟大力量，就在于它是和各个国家具体的革命实践相联系的。马克思主义必须和我国的具体特点相结合并通过一定的民族形式才能实现。离开中国特点来谈马克思主义，只是抽象的空洞的马克思主义。因此，要学会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应用于中国的具体环境，这就要系统地而不是零碎地、实际地而不是空洞地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着重学习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观察问题和解决问题的立场和方法。这标志着中国共产党人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条道路上由被迫到自觉转变过程的完成。1942年，毛泽东亲自发动和领导了延安整风运动，党内教条主义和主观主义得到了彻底清算，确立了科学的马克思主义学风。最终在党的七大会议上将毛泽东思想确立为全党的指导思想，并引导中国人民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彻底胜利，成功地实现了向社会主义的转变。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紧密结合起来，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不仅成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