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论文当代中国社会发展进程中的基本关系与内在逻辑.docVIP

回顾新中国成立后的60年，中国社会经历了一个波澜壮阔的发展历程。我们党将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社会的具体实际相结合，在特殊的历史条件下艰苦探索，最终开辟了一条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并在这一背景下将社会主义现代化不断推向前进。对于这样一个重要进程，无疑需要从不同的角度和层面进行深入研究和总结；本文试图从唯物史观的角度，着眼于社会领域中的几个基本关系，就这些关系在当代中国社会发展进程中的演变作一些具体的分析和考察，由此探索当代中国社会发展的内在逻辑。　　一、社会主体与社会客体：追寻社会发展的价值目标　　社会领域与自然领域最明显的不同，便是存在着作为社会主体的人。人存在于社会之中，而由经济、政治、文化等基本领域所构成的社会结构体系则作为客体与主体相对应。要考察当代中国社会发展进程中的基本关系，首先应注意的便是这个社会主体与社会客体之间的关系。　　按照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社会主体与社会客体之间是相互联系和制约着的。人是现实的人，它的存在要受到作为客体的社会结构体系的制约；而作为客体的社会结构体系又是主体认识和改造的对象，是在人的实践中发展和改变着的。这样一种相互联系和相互制约，无疑是社会主客体之间关系的基础。除了这种联系和制约关系之外，社会主客体之间还存在着一种特殊的价值关系——人（主体）是目的，社会（客体)是手段，社会发展最终是为人的发展服务的。对人的最高价值意义的确认，无疑是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精神。但是，历史唯物主义不是像人本主义那样抽象地谈论人，而是以现实的人为出发点，主张通过推动社会进步和发展而为人的发展和解放创造条件，这就把对人的关怀建立在科学方法的基础之上，将人文精神与科学精神统一起来。历史唯物主义还特别指出，人的发展和解放是一个历史的过程，而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社会作为人类社会发展的高级阶段，应在继承以往社会发展特别是资本主义阶段所取得的文明成果的基础上，进一步克服其历史局限，将人的发展和解放提高到新的水平。正如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所宣告的：“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1]　　历史唯物主义将人的发展和解放作为社会发展特别是社会主义社会的最高价值目标，是以对社会主客体关系的科学认识为基础的，它反映了社会主客体关系演变的客观规律和必然趋势，因而从这一特定的角度和方面体现了社会发展的内在逻辑。而在当代中国社会发展的实践中，这一内在逻辑正是以其固有的客观必然性展现出来的；当然，我们对这方面问题曾有过一个逐步认识的过程，包括某种失误和偏差。　　应该说，我们党从成立的那天起，便是把为人民谋利益作为自己的根本宗旨；党领导人民闹革命，推翻旧社会，建立新中国，就是为人民求解放，是要让广大人民摆脱“三座大山”的压迫，翻身当家做主人。所以，新中国成立时，毛泽东庄严宣告：“占人类总数四分之一的中国人从此站立起来了。”[2]建国后，党领导人民迅速恢复了国民经济和社会秩序，并经过新民主主义的历史过渡，建立起社会主义的基本制度，使广大人民开始了全新的生活。但是与此同时，我们又不能不遗憾地看到，由于各方面的局限，我们对于社会主义社会价值目标的认识还不够到位，以致在以后的具体实践中，将社会主义搞得越来越僵化和教条化，本来是手段的东西被当成了目的本身，而真正的目的反而被忽视了。结果搞来搞去，经济上是普遍贫穷，政治上是阶级斗争扩大化，所谓“文化大革命”更是一场浩劫，使人的权利和价值遭到粗暴的践踏。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邓小平带领全党拨乱反正，这样一种偏差才开始得到纠正。在对社会主义进行重新反思和认识的过程中，我们党将最终的关注点放在了如何才能使人民利益更好地得到实现上，认为“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归根到底要体现在它的生产力比资本主义发展得更快一些、更高一些，并且在发展生产力的基础上不断改善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3-1]随着全党工作重点的转移和改革开放的全面展开，邓小平提出了著名的“三个有利于”标准，其落脚点正是“有利于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他的“三步走”战略，也同样是这个落脚点。这样一种明确的价值取向，成为邓小平理论的一个显著特征，也是新时期中国社会发展的一个基本趋势。在以后的实践中，我们在这方面的认识不断深化：“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进一步强调了要“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而“科学发展观”则更加鲜明地提出“以人为本”，并将其置于核心地位，强调“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4-1]中共十七大报告明确指出：“党的一切奋斗和工作都是为了造福人民。要始终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党和国家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4-2]以此为指导，人的发展和解放这一最高价值目标正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