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视野中的重写文学史-王晓明访谈.doc

王晓明访谈——历史视野中的“重写文学史”时间：2008年10月28日晚访谈，12月8日定稿地点：北京西苑饭店人物：王晓明（上海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杨庆祥（中国人民大学博士生）80年代语境中的“重写文学史”杨庆祥：王老师您好，我的博士论文做的是80年代“重写文学史”思潮研究，在我的论文中，“重写文学史思潮”不仅仅是你和陈思和老师在1988年提出的“重写文学史”的口号和专栏，而是包括80年代初的历史重评，“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提出在内的整个80年代的“重写”事件，您是这一历史事件最重要的参与者之一，所以就这个机会想和您聊聊，请教一些相关问题。王晓明：你看了哪些相关的材料？如果你把“重写文学史”理解为一个“事件”，一个问题就是，这个“事件”的主体是谁？杨庆祥：材料看了不少，主要是《上海文论》的“重写文学史”专栏的全部文章，你和陈思和老师的全部著作，以及这些年来讨论“重写文学史”的相关著作和论文。你提到的“事件”主体，在我看来，首先它是一些具体的个人，比如说“二十世纪中国文学”是陈平原、黄子平、钱理群三人，“重写文学史”有你和陈思和。但另外一方面，我不想仅仅局限于这些个人，实际上它是一代学人对这样一个事件的参与，大部分是出生于50年代左右的学人，除了钱理群老师年纪大一点外。我觉得你们这一代人的知识型构，你们的一些身体的体验，可能都会构成你们对“重写文学史”这一事件的态度，我觉得这个很重要。当然，虽然是作为一个“事件”来研究，但是我在我论文的“结语”和“前言”里面，都会把它作一些理论上的提升。就是说这是一代知识分子的参与历史的方式之一，不过是具体体现在“重写文学史”这一个案上面。王晓明：其实好像还不止是一代人，也包括上一代的老先生，我们背后都是有老先生在后面支持的。杨庆祥：对，这些老先生我都会涉及到，尤其是你们这一代和这些老先生们这一代之间的异和同，是我处理的一个重要的问题，比如说北京严家炎、唐弢、王瑶等和钱理群他们在很大程度上是不一样的，有很多差异。但上海这方面材料我知道得很少，而且你们在文章里面提得不是很多。王晓明：“重写文学史”不光对我们当时所有参加的人———陈思和与我只是主持一个栏目———对所有参加的人来说，都是以当时广泛的讨论为基础的，但这种广泛的讨论大部分都没有形成一种文字性的东西。其实就跟人文精神的讨论一样，有大量的私下的讨论。我记得我最早听到钱理群他们说要搞“二十世纪中国文学”是1983年，我在一个文章里面提到在北大未名湖钱理群向我讲述他们的构思，你看过没有？ 杨庆祥：看过，钱老师跟你讲那个事情。王晓明：我知道他们有这个明确的想法最早是那个时候。后来他们三个人写出《论“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文章还是在两年以后。杨庆祥：对，1985年。王晓明：当时所有参加讨论的人都没有把这个事情仅仅看作是一个文学的事情。这牵涉到当时的中国现代文学的特色，我们所有这些人会去做现代文学研究，大概有很大一部分人是读了鲁迅，还有一些人可能会喜欢一些现代的作家，但是主要的是鲁迅，鲁迅的书所内含的那种关怀和介入现实的精神气质，对我们影响很大。杨庆祥：这里就涉及到一个“五四观”问题，你的“五四观”是什么样子的？这个问题很大，你可以谈小一点。王晓明：我们当时的“五四”观念，差不多是共通的，一个看法就是说现代中国走了一条与“五四”传统不同的路。“五四”新文化运动是向西方学习，然后抗日战争起来了，打断了这个国家现代化的道路，一路走到了“文革”。现在反过来了，“文革”失败了，又重新回到“五四”：我觉得这是80年代大多数人的共识。所以钱理群等人提出的“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其实是有一个对于现代性的、现代化的正面的看法，就是说中国要现代化，文学也要现代化。 杨庆祥：我觉得我们现在讨论的“五四”，实际上是80年代建构起来的“五四”。你们对“五四”的建构实际上是和你们对“文革”的态度是有着密切联系的。王晓明：对，就是你怎么理解“文革”的问题。“文革”对我们来说，是从“延安整风”，“延安讲话”一路过来的。所以那个时候我们把它看作是一个跟“五四”不同的东西。今天对“文革”的看法要比那个时候进步非常多了，而这个进展的转折点，主要是因为几个事件，一是1989年，一是“苏东”解体，一个是1992年的市场经济改革。因为这些事情，我在90年代以后的想法，跟80年代不同了，是不同的两种世界观。80年代的世界观就是认为中国应该从前现代向现代转变。杨庆祥：向英美学习？王晓明：当时倒没想过仅只是学英美，主要是如何学现代化。现在看来，80年代大致可以分为前后两期，前期就是从1979年开始到1982年，那几年基本上知识界所关心的是政治的民主化，文化的开放，思想的开放。至于经济这方面，基本上不考虑。所以我们80年代初读得最多的书，是东欧的马克思主义者的，也就是欧洲社会民主主义的书，并没有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