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仰的缺失与再造(精编).doc

读《资本主义文化矛盾》有感 《资本主义文化矛盾》一书作于1976年，共两部六章，作为一部世界文化名著，自上世纪80年代末已成中文后，丹尼尔.贝尔（Daniel Bell）的思想便流传甚广。这本著作从文化的角度解释资本主义的社会危机，并且把文化提升到关乎人类的存在和信仰的高度，从韦伯的宗教冲动力和桑巴特的经济冲动力来进行探究，提出在宗教式微，信仰缺失的当下，当务之急是需要复兴宗教，贝尔同时还为后工业化社会设计出了一种他称之为“公众家庭”理论的广义文化崇拜。 一、丹尼尔.贝尔（Daniel Bell）其人 贝尔是当代美国重要的学者与思想家，一个对二战后的美国以及整个西方社会理论及思想界都具有持续而广泛影响的人物。1972年全美知识精英普测时，他曾以最高票名列二十位影响最大的著名学者之首，在作为美国艺术与科学院“2000年委员会”主席时，是批判社会学和文化保守主义思潮的代表人物，是20世纪“文化转向”的重要理论家，在欧美思想界声望极高，颇具影响。 贝尔于1919年出生于纽约一个东欧犹太移民家庭，自小就随寡母备尝艰辛，又处于文化同化的压力之下，对贫富悬殊的社会差异和不公正的排犹倾向更是深有体验，他在成长过程中所经历的一切都深深地影响了他的思想和价值倾向。十五岁那年他便向拉比宣布他不再信奉上帝，转而加入社会主义青年团，上街宣传革命道理。像其他被称为“纽约文人”的犹太裔进步青年一样，贝尔也曾思想激进，在社会与经济问题上深受马克思主义影响。然而他的激进经历并未使他成为马克思主义者，身为移民后代，贝尔在青年时代自认是处在美国文化边缘的“精神漂泊者”，当他同其他纽约文人相继成名之后，又深感“世代流浪，有家难归”的精神焦虑。因此，贝尔在“1978年再版序言”中提到，他“在经济领域是社会主义者，在政治上是自由主义者，而在文化方面是保守主义者。”一般人认为只要某个人在一个领域内激进，在其他方面也必然激进，反之亦然。然而贝尔却认为，“这种认识在社会学和道德观上都错误判断了不同领域的性质。”而且反复重申他的观点有着内在的一致性。 贝尔的学术著述颇丰，主要有《美国的马克思派社会主义》（1951年）、《工作及其不满》（1956年）、《意识形态的终结》（1960年）、《极端右翼》（1964年）、《普通教育的改革》（1966年）、《今日资本主义》（1971年）、《后工业社会化社会的来临》（1973年）、《资本主义文化矛盾》（1976年）等。其中，《意识形态的终结》、《后工业社会的来临》和《资本主义文化矛盾》三部著作主要体现了贝尔三位一体的组合型价值立场，构成了其综合思想体系的关键著作，它们在内容上遥相呼应、在结构上前后衔接，大致对应贝尔划分的社会的“技术——经济领域”、“政治领域”和“文化领域”这三个领域，阐述了贝尔对战后以美国为代表的当代西方社会所表现出来的一些主要特征的基本见解。在当代西方文化思想界，贝尔的名字是和三个深具影响的“大观念”——“意识形态的终结”、“后工业社会”和“资本主义文化矛盾”紧密联系在一起，以至于今天谁若想分析探讨当代社会文化的变迁态势就很难绕开贝尔，尤其是他的三个“大观念”。 二、《资本主义文化矛盾》其书 1976年成书的《资本主义文化矛盾》是贝尔文化研究的阶段形成果，在这本书里，贝尔集中探讨了当代西方社会的内部结构脱节与断裂问题，因此本书论述的不仅仅是资本主义文化矛盾，在稍广的意义上，更是涉及到资产阶级社会的矛盾。他的基本判断是：资本主义历经二百余年的发展和演变，已经形成了它在技术-经济、政治与文化三大领域间的根本性对立冲突，而这三个领域相互独立，分贝围绕自身的轴心原子，以不同的节律交错运转，甚至逆向摩擦。 在技术-经济领域，贝尔认为所有工业化社会都将这一部门建筑在有效经营基础之上，即“为了获取利益，尽量把工作分解成按成本核算的最小单位。”而它的轴心结构就是一个官僚合作的体系，生活其中的个人也被当作“物”，而不是被当作人对待，人在这个领域成为了最大限度谋求利润的工具。 贝尔认为政治领域是调节冲突的部门，平等原则起着轴心支配的作用，而轴心构造则是代表选举制和直接参与制。然而，“政治参与的要求作为一种原则，目前正在向社会的各个领域渗透推广。这样，官僚体制与平等之间的紧张关系就构成了当今社会冲突的格局。” 文化领域不同于前两个领域，它的特征是自我表现与自我满足，是反体制的，是以个人兴趣为衡量尺度的。因为艺术和思想的灵魂是所谓的自我表达和自我满足。所以在经济主宰社会生活、文化商品化趋势严重、高科技成为当代人类的压迫局面下，变革缓慢的文化阵营去强化了自身的专利特征和自治能力。 在论述了这三大领域的对立后，贝尔又深度挖掘了这些资本主义文化的内部矛盾，他从现代主义文化与传统文化的矛盾以及后现代主义文化与现代主义及传统文化的矛盾两种主要形态进行论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