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司合约代理问题与会计制度变迁.doc

公司合约、代理问题与会计制度变迁武汉辦證/ 现代企业理论将公司视作要素所有者结成的一组合约体，如投资人与经营管理人之间的关系可看作是一种委托—代理合约关系。由于这种委托—代理合约具有不完全性，“代理问题”就是属于它的内生性问题。那么，如何解决公司合约中潜藏的代理问题？公司制度经数百年的制度演进已经形成了一系列复杂的以克服代理问题为中心的制度体系，现代企业理论所面对的基本问题是如何构建出相关的理论逻辑对相应的制度安排进行理论解释，对此，经济学家阿尔钦、德姆塞茨、詹森、麦克林从激励相容和风险分担的角度构建了相关理论模型；经济学家法玛、罗森则探讨了经理市场在降低代理问题中的作用，等等。有待进一步考察的是，企业的财会制度是如何演进的？财会活动在公司性的委托—代理契约中起什么样的作用？ 本文从历史实证角度描述会计制度与公司制度演进的内在逻辑。其基本出发点是为中国企业公司化过程提炼经验含义，因为中国企业在公司化过程中正面对着严重的“代理问题”的挑战。如何解决代理问题，是中国企业在公司化过程中能否实现机制转轨和制度变迁的关键。 一、早期的委托经营与簿记制度 在中世纪的欧洲，远洋贸易逐步发展起来。由于运输路途遥远，风险大，需要巨额资本，从事航海贸易必须合伙经营。早期叫做“海邦”(Societas maris)，或称为“合伙”(collegantia)、“合约”(commenda)。它是委托—代理经营的早期形式，即留在陆地的合伙人和登船出海的合伙人之间的一种双边合作形式。陆地合伙人可视作为委托人，他以资本所有者身份分享利润为条件，将资本预付和委托给船舶所有者、海外经商人，让他们去具体经营。这种委托—代理关系通常是一次性的契约关系，虽然当时在地中海航行和出售货物需几个月之久，但买卖一旦完毕，这种委托—代理关系就告结束。具有稳定性的合伙经营是从个体商通过继承财产关系而形成的家庭成员合伙制。意大利内陆城市的大商行，在个体规模上，比沿海城市大商行要大得多，寿命也长。其主要原因是，内陆家庭式的合伙性商行，产权关系比较明确，不确定性较小，风险相对于海上贸易亦低得多。家庭式的合伙性商行之所以得以维持并得到一定程度的发展，主要原因在于： 1.从产权角度考察，家庭式合伙关系其所有权与经营权的分离不是十分明显，委托—代理关系也不显著。以血缘关系为纽带，家族成员共同经营，“道德风险问题”尽管存在，但可能不是一个十分突出的问题。这类以家庭为核心的合伙性商行，以保护祖产、维持家族生计为准则，共同的利益取向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道德风险”，从而保证了它自身的存在，并世代相传。即使是由不同家族所组成的合伙性商行，因合伙家族的数量非常有限，并且也是由合伙人共同经营，他们之间直接相互监督也会降低“道德风险”。 2.簿记制度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降低代理问题的作用。根据会计思想史的资料显示，在古希腊、古罗马就产生了古代簿记。私人财富的积累导致了簿记的产生。特别是在原始委托—代理关系产生之后，簿记不仅应保护物质财产的安全，而且应证明管理这些财产的人是否适当地履行了他们的职责。调查受托者的诚实性和可靠性的需要，使内部控制成为所有古代簿记制度的主要特征。为了揭露由不诚实（道德风险问题）和玩忽职守带来的损失，簿记是从事审计手续的主要凭证。在中世纪的欧洲，随着经济的发展特别是商业发展，簿记制度发生了质的跃迁，在意大利不同地域产生了在形式和技术上均不相同的复式簿记记录（复式簿记制度大约起源于1250年至1400年之间意大利商业和金融业的簿记实务中）。复式簿记是在热那亚、威尼斯和弗罗伦萨等几个大商业中心分别起源的，其原因肯定是复杂的，但是，从复簿记在意大利的几个大商业中心产生，而不在其他国家产生，本身就说明了问题。其中的原因，是海外合伙贸易和家族式的合伙商行的委托—代理关系的存在和发展的现实需要促使了复式簿记的产生和发展。如从短期的海外航海贸易来说，“投资合伙人”将商品委托给“执行合伙人”，投资合伙人就有必要了解发出商品和收到商品的余额，以及对代理人的债权和债务余额，这就需要簿记。同时，代理合伙人的信誉也只有通过簿记账面上的收支状态来表现。即使是在陆地城市经商的家族式合伙商行，也必须通过簿记来反映盈亏以及作为收益分配的凭证，并且通过簿记来监督合伙人之间的财务关系。因此，商业的发展促使了簿记制度的进步，而簿记制度的改进，又加强了合伙人之间或委托—代理关系之间的财务监督，从而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道德风险”。 总之，不论是海外的航海贸易所结成的短期委托—代理关系，还是陆地家族式的合伙，之所以能够产生并得到一定程度的发展，与当时特殊的产权保护机制直接相关。如果道德风险问题十分突出，代理成本超过了收益，这种委托—代理关系以及合伙关系是不会产生的，即便产生，也不会维持和延续下来。然而，这种委托—代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