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讲 汉-唐时期的哲学思想.doc

第六讲 汉--唐时期的哲学思想：汉唐三教哲学 第一节 概述 1 一、儒学的起伏 1 二、玄学的兴衰 2 三、道教的创生 3 四、佛性的追寻 4 第二节 究天人之际 6 一、儒家经学的天人关系论 6 （一）天人大一统论 6 （二）天人感应论 7 （三）王道之三纲可求于天 7 二、经学思潮下的天人关系新论 7 （一）元气构成天地万物 8 （二）对天人感应论的批判 8 第三节 通有无之辨 9 一、名教与自然之辨 9 （一）名教本于自然 9 （二）越名教而任自然 10 （三）名教等于自然 10 二、有无之辨 12 （一）王弼的贵无 12 （二）裴頠的崇有说 13 （三）郭象的独化 13 第四节 儒学的复兴 15 一、韩愈 15 （一）排佛 15 （二）道统 15 （三）仁义 16 （四）性情 16 二、李翱 17 （一）性与情 17 （二）有情而无情 18 （三）弗思弗虑 18  第一节 概述 公元前221年，秦灭六国，中华大地从此诞生了中央集权制的统一国家。秦的统一不只是政治权力的统一，也是思想文化的统一，“车同轨，书同文，行同伦”，对于形成统一的中国学术文化具有根本性的影响。从汉到唐，随着玄学取代儒学占据主导地位，外来的佛教和本土的道教也发展壮大起来。 从秦代的一断于法到汉代的独尊儒术，从魏晋南北朝儒玄道佛四家争胜到隋唐五代儒释道三教并立，铸就了汉唐哲学发展的最基本脉络。 这一时期的历史年代共有1115年，其中：西汉226年（公元前206年—公元25年）；东汉195年（公元25年—公元220年）；三国两晋南北朝361年（公元220年—公元581年）；隋朝37年（公元581年—公元618年）；唐朝289年（公元618年—公元907年）。 在汉至唐的一千一百多年中，共有四种思想相互交流争胜，它们是：儒学、玄学、道教和佛学。 一、儒学的起伏 作为秦亡汉兴之后的儒家大师，董仲舒（生卒时间约在公元前179年（汉文帝元年）至公元前104年 （汉武帝太初元年））认真总结秦专任法家而亡的教训和汉初黄老无为政治流行所带来的流弊。他以“春秋公羊学”的“微言大义”入手，推崇阴阳五行学说以复兴儒学，最终将以“同”为标志的法家思想改造为所谓“《春秋》大一统”的儒家理论，并为此构造出了一整套以天人感应为特色的哲学理论，成为当时的“儒者宗”。与此同时，他从维护社会等级秩序的目标出发，吸收包括法家在内的各家主张，概括出了处理君臣、父子、夫妇关系所必须遵循的“王道之三纲”。三纲之义是源于天的，而“天不变，道亦不变”，三纲是永恒的绝对原则，三纲的实质是以等差的形式来实现君权和国家的“一统”。 在学术思想上，针对思想领域里各家各派“异道”、“殊方”而可能不利于国家集中统一的现状，董仲舒提出了“推明孔氏，抑黜百家”的建议。汉武帝采纳了董仲舒的建议，定儒术为一尊。 汉代儒学的特点：哲学经学化。 董仲舒另一重点理论是人性理论。董仲舒首先对先秦儒学性善性恶说进行了改造，将人性区分成“三品”： “圣人之性”：先天性善，不教而成的上品； “斗筲之性”：先天性恶，教亦不能善的下品； “中民之性”：先天有善有恶，教而后能善的中品。 “性三品”说的基调仍是性善，但对理论上的善与现实中不善的矛盾给予了新的说明。它的意义在于将知识论意义上的人的智慧高低与人性论中的人的善恶评价联系在一起，对后来人性理论的发展具有重要的影响。 董仲舒的天人感应和人性三品说是汉代纲常名教秩序的重要理论基础。按照儒家的理想建立起来的汉代的统治秩序，其基本就是纲常名教。作为国家政治运转的指导原则，纲常名教是有为，是具体，但具体有为的纲常名教由于统治者自身的怠慢和破坏，其声誉已是江河日下，日趋衰落，这就使得人们对儒家学说的权威性和有效性产生了怀疑，面对汉王朝的衰落，儒学便不可避免地走下坡路。 在这种情况下，具有广泛社会基础和深刻思辨性的道家学术，获得了新的生机并重新确立起理论的生长点。天人之学虽在汉代流行，但玄学却融合了天人之际的玄妙和性与天道的真经，将其与道家思想进行统一。这一时期，流行的风气转向为玄谈中的有无，心性等超越层面的概念和话题。 被历史边缘化的儒家，在经历了长期的失落之后，为了回到学术舞台中心，争取学术话语的主导权，开始了以向先秦儒学复归为标志而振兴儒学的“复归”运动。复归的意义并不限于去恶就善的具体的人性修养，所谓“所以教人忘嗜欲而归性命之道”，表明他们朦胧具有复归性与天道之“源”的历史主体的意识。 韩愈、李翱在儒释道三教关系中采取了反佛老的立场，柳宗元、刘禹锡则以性善为基点看到了三教可以相通。儒与佛老之别其实只在于“迹”，而从“心”即本质层面来说，儒家讲本静、性善到积善，成人是“一贯”之道，而在佛老，本静、性善就是“始以性善；积善、成人则是“终以性善”。这既是儒家性善论的本旨，又是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