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汉末和三国货币之流通和使用.docVIP

东汉末与三国货币之流通与使用.txt2机会靠自己争取，命运需自己把握，生活是自己的五线谱，威慑呢们不亲自演奏好它？东汉末与三国货币之流通与使用 东汉末与三国为战乱时期，物资经常流于匮乏，导致大幅度的通货膨胀，进而使得人民宁可以物资如谷物、锦帛为交易工具，相对不信任金属货币。此外政丅府不良的货币政策会造成通货膨胀更为严重。初平年间，董卓铸小钱的政策便加剧了金属货币难以流通的惨况，终致东汉的货币体系瓦解。 《董卓传》：「悉椎破铜人钟虡，及坏五外线，更铸为小钱，大五分，无文章，肉好无轮廓，不磨鑢，于是货轻而物贵，谷一斛至数十万，自是后钱货不行。」 《晋书．食货志》「及献帝初平中，董卓乃更铸小钱，由是货轻而物贵，谷一斛至钱数百万。至魏武为相，于是罢之，还用五铢。」 经济学家凯恩斯说过：「通过连续的通货膨胀过程，政丅府可以秘密地、不为人知地没收公民财富的一部分。用这种办法可以任意剥夺人民的财富，在使多数人贫穷的过程中，却使少数人暴富。」即是政丅府以新发行或增加发行的货币购买民间物资，然而物资实际上并没有增加，因此在发行更多货币或是新货币时通膨已经发生，故政丅府实际上以更低的代价购入人民资产，董卓铸大量质量低劣的小钱，就是基于这个目的。如今类似的事例，有津巴布韦政丅府无视市场供需平衡拼了老命地印钞票，导致津巴布韦成为全世丅界通膨最严重的国家。 以曹魏来说，由于早先董卓的恶政，导致金属货币的价值不被百姓接受，以物易物的情形普遍，虽然曹操为相后一度尝试恢复金属货币，即五铢钱的地位，但是根据《曹丕传》的记载，曹操最终仍然放弃了这个政策。 《曹丕传》「（黄初二年）三月，加辽东太守公孙恭为车骑将军。初复五铢钱。．．．．（黄初二年）冬十月，授杨彪光禄大夫。以谷贵，罢五铢钱。」 《晋书．食货志》「魏文帝黄初二年罢五铢钱，使民以谷帛为市。至明帝世，钱废谷用既久，人间巧伪渐多，竞湿谷以要利，作薄绢以为市，虽处以严刑而不能禁也。司马芝等举朝大议，以为用钱非徒丰国，亦所以省刑。今若更铸五铢钱，则国丰刑省，于事为便。魏明帝乃更立五铢钱，至晋用之，不闻有所改创。」 由于曹操「还用五铢」之后至曹丕又再度「复五铢钱」，因此陶元珍教授在其著作《三国食货志》第六章《货币与物价》提出「曹操既复五铢，疑后更废之。」此外，曹丕的五铢钱也仅仅推行了八个月，便因为谷价飙高而宣告失败，其统治期间仍然以谷物、锦帛为交易买卖的工具，直到曹睿时由于「湿谷」与「薄绢」等伪劣品横行，方重铸五铢钱并沿用至晋，然而陶教授仍强调「是至晋惠帝时，钱虽有神之称，绢尚不失为重要之货币也。」 总而言之，曹氏政权之初在恢复金属货币价值一事上颇受挫折，最后才在社会相对稳定，且谷物与锦帛出现大量伪劣品才重新发行金属货币。 孙吴的金属货币政策，基本上也是失败的。 《晋书．食货志》「（嘉禾）五年春，铸大钱，一当五百。诏使吏民输铜，计铜畀直。」 《晋书．食货志》「孙权嘉禾五年，铸大钱一当五百。赤乌元年，又铸当千钱。故吕蒙定荆州，孙权赐钱一亿。钱既太贵，但有空名，人间患之。权闻百姓不以为便，省息之，铸为器物，官勿复出也。私家有者，并以输藏，平卑其直，勿有所枉。」 尽管孙权发行的是大面额的货币，说穿了还是「董卓铸小钱」、「津巴布韦印钞票」一类的行为，在产值没有相应提升的情况下，面额再大的货币也只能等着被大幅贬值，不管是什么样的货币，也只是骗取民脂民膏的工具。孙权之所以后来不得不全面回收不再发行，并将这些钱币重铸为器物，这意味着币价很可能已低于铜价。 蜀汉方面，刘备虽然亦有发行新货币以收购民间物资，然而其金属货币的发行成效是否如董卓的小钱或孙权的大钱一样不堪，则有待商榷。 《刘巴传》注引《零陵先贤传》「初攻刘璋，备与士众约，若事定，府库百物，孤无预焉。及拔成都，士众皆舍干戈赴诸藏，竞取宝物，军用不足，备甚忧之。巴曰：『易耳，但当铸直百钱，平诸物价，令更为官市。』备从之，数月之间，府库充实。」 《三国铸币比较：曹魏最仁义，刘备最坑人》一文，以此论断刘备利用发行货币制造通或膨胀，进而剥削人民资产。然而刘巴尚有规划「平诸物价」，即维持物价的平衡，且相关文献没有蜀国物价飙涨的记载，《晋书．食货志》也仅提及金属货币在魏、吴没有实用价值，因此刘备于益州推行的可能是一种「较成功」或是至少「暂时成功」的新货币政策。 又据章映阁先生着《诸葛亮》「从四川、云南，以至湖北武汉地区出土的众多蜀汉钱币来看，充分表现了蜀汉货币行使的普遍，不但在国内，甚至远及东吴，由此更反映出当时蜀汉经济的发达兴旺。」可见蜀汉的金属货币应当是比魏、吴者具实用价值。 当然所谓「府库充实」的一大原因还包括「令更为官市」，这看起来就如凯恩斯之言，只是可能一来成都民间殷富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