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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晓原：中国国家形态转型的边疆之维 时间:2011-12-26 来源:《文化纵横》2011年12月刊 作者:刘晓原 被查看: 1020次 19世纪中叶以来，中国国家形态经历的不仅仅是治乱循环和国土增削，而是完成了重大的领土属性转型。这一转型和边疆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在世界领先国家的行列里，中国的边疆状态即使不是一枝独秀，也颇显与众不同。 二十世纪西方内陆亚洲研究的开拓者欧文?拉铁摩尔曾把古代中国称为“边疆国家”。他认为古代中国具有鲜明的边疆特征：“或者是建立于边疆或边疆以外的王朝向内运动以实现对中国的控制，或者是建立于中国的王朝向外运动以实现对边疆甚至更远地区的控制”。[1]因此，古代中国的内陆边疆一直是一种“民族政治边疆”，是汉族与非汉族国家或人民之间交往或隔离、控制或抵抗、同化或离异、战争或和平的舞台。在世界历史中近代“边疆国家”最著名的例子是美国。立国之后，美国的发展就没有脱离其不断向西扩展的边疆。1890年，美国最后一块领地俄克拉荷马完成了向州的转化，美国人口调查局因此宣布了美国边疆状态的终结。 在有关国家现代化的讨论中，表达经济发展水平的概念有“发展中国家”和与其相对应的“发达国家”，表达政治发展进程的有“专制国家”和“民主国家”。这些概念被广泛地应用于世界上现有的“民族国家”实体。“民族国家”形态对于欧美国家来说早已是理所当然，甚至被认为是已经过时了。但是这种形态在非西方地区的发生和发展远未得到现代政治学的重视。现有的关于民族构建和国家构建的理论多是依据西方国家的成长经验。而非西方国家的国家形态现代化暨领土属性转型的过程远未成为历史，亟待研究。本文试用“边疆国家”和“整合国家”这对概念来表述中国领土属性的现代化进程，以就教于识者。 边疆在古代中国是个模糊概念 “边疆国家”比较易于理解。“整合国家”是相对而言，大致会具备以下特征：（一）国家疆界基本定型，不存在涉及异向群体的国土或领地问题；（二）全国范围内人员、物资的流通基本流畅，绝少交通、通讯的死角；（三）全国经济、文化生活浑然一体，在不同地区的种种地方特征继续存在的同时，没有“内地”社会与“边疆”社会之间的隔阂，全国各地区经济、文化生活的共性远远大于相互间的差别；（四）全国政治生活万变不离其宗，主要表现在各种基于族群、阶级、性别、年龄、种族、宗教的弱势群体的政治意向和文化价值取向不是对主流社会的分离而是参与，反之，主流社会对此不是排斥而是包容。换言之，无论是在横向的地域意义上还是在纵深的社会意义上，整合国家都堪称合而一。中国显然还不具备这些特征，历史久远的“边疆”仍在今日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生活中时时彰显出来。 古代中华帝国的边疆是模糊、开放和在地域上经常变动的。当中国处在一个稳定强大的中央王朝的统治之下时，其实际控制的领土和间接势力所及便会扩展，中国统治者基于“天下”观念对王朝势力范围的想象，也因此变得广袤无垠。相反，当中央王朝衰落时，来自内陆草原的游牧民族便有机会压缩、渗透、乃至于征服中国王朝的疆域。中国古代政治家们早就意识到了这个现象。十二世纪南宋宰相李纲就有诗曰：“中原夷狄相衰盛，圣哲从来只自强”。[2]沿中国内陆亚洲边疆发生的这种极不稳定的古代国际关系，使得历史上的中国疆域就如一个随季节变化而伸缩不定的湖泊，尽管有时候这种“疆域季节”会持续几个世纪之久。 “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中国人对国家所具有的领土属性也早有概念。但是在近代以前，中国鲜有对国家领土的形状与大小的执著观念。中国古人常用“山河”来比喻故土，用“金瓯”来传达领土完整这个虽能抽象表达但难以精确界定的观念。与作为文化观和意识形态的“天下”观念不同，这些概念被用于对具体疆域的描述。破碎的“山河”或残缺的“金瓯”往往同纷乱的“天下”同在。在古代，如果把中华帝国的疆域范围限定为一个具体的形状或大小，既有违“天下”观，也有违事实，因为存在于中央王朝与周边邻国之间的边疆是经常移动的。因此，古代东亚的国际政治并没有遗留给我们一幅可以度量的“山河”图景。古代中华帝国只呈现出地缘景观，而不具备地缘形体。 清代，满族统治者以内亚边疆民族的身份入主中原，清王朝构建的庞大帝国不但在观念上打破了夷夏之防，而且在对帝国边疆的治理上也超越了以前历代。尤其是到了18世纪后期，有鉴于来自北方的沙俄帝国的挤压和西方列强从西南、东南方向对中国的觊觎，清政府开始注重对帝国边境的严格管理。但是清帝国毕竟是东亚传统国际关系文化的产物。在19世纪前半叶，中国的一些有识之士如魏源、徐继畲，在描绘中国疆域的时候，仍要面对无可避免的模糊性。魏源在其名著《海国图志》中称中国位于亚洲的东南，南北“径六千里，东西大抵略同”。在《圣武纪》中，魏源更明确地指出，“十七行省及东三省地为中国。自中国而西回部, 而南卫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