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尼特：大众文化和葛兰西转向.docVIP

托尼·本尼特编：《大众文化与社会关系》，开放大学出版社1986年 导言：流行文化与“葛兰西转向” 托尼·本尼特 陶东风译 人们已经发展出各种各样的理由说明大众文化为什么不应该或不需要研究，其根据是大众文化过去微不足道或边缘化所以不值得如何持久的探讨……而且即使是这些观点不怎么流行的地方，研究大众文化的根据也基本是消极的：揭示大众文化的道德上具有败坏性的影响，以及它的美学上的贫困。或者在马克思主义的研究中，揭示它作为主流意识形态的传递者的角色，在这样的假设的语境中，研究大众文化还意味着采取与它对立的批判的立场，把它看作需要别的文化类型(比如高雅文化)取代的东西……非常奇怪的是，这种观点不仅在里维斯这样的改革主义者中十分流行，而且在马克思主义中，特别是法兰克福学派中也十分流行。 这种情况在20多年来的英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而且摆脱了里维斯的幽灵与法兰克福的悲观预言。同样重要的是，大众文化作为一个整体得理论研究也得到了极大的推进。大众文化原来是非常随意松散地用以指成了排斥“高雅”文化的规范以外没有别的相同点的所有的文化形式与实践的混杂的混合。而近来流行文化被看作是系统地联系起来的东西---通过它们在与更大的社会与政治过程的关系中发挥的作用 联系起来的东西，其中特别重要的是它们与流行的即是父权制的又是资本主义的社会秩序的关系。这些理论发展与一个政治目的联系在一起：大众文化的研究被当作社会主义者与女性主义者积极的政治参与场所，它们既关心辨别大众文化服务于对於现存的社会秩序的赞同的方面，也关心辨别那些提供反抗这种秩序的资源。 本书的文章在关注大众文化研究的政治目的的时候，主要是要突破70年代流行的文化研究中的文化主义范式与结构主义范式的两极化。从结构主义的视点看，大众文化常常被看作一种“意识形态的机器” ，它就像索绪尔语言学中语言系统统治言语那样，严格地、通过法律一样的规范统治人们的思想。结构主义的视点特别关注文本形式的分析，集中于揭示文本的结构据说可能组织阅读实践的方式，而对于规范这些文本形式的条件关注不够。文化主义的范式则相反，在其庆贺大众文化表达了被统治者的本真的利益与价值显得无批判地天真浪漫。而且这个概念产生于一种本质主义的文化观：把文化看作特点的阶级或性别本质的具体化。许多女性主义者通过这样一种方法论逻辑去寻找货真价实的女性的文化，就好像男性的文化中深藏着被冰冻的本质一样。而许多的社会主义者则通过大众文化搜寻个人阶级的本质的声音。好像这种声音可以通过纯而又纯的形式存在似的，被保存在隐蔽的地方——一个与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社会地占据优势的文化生产形式无关的地方。 这两种范式相应地集中于不同的领域：结构主义集中于电影电视与大众写作研究而文化主义集中于工人阶级的“活生生的文化”与生活方式，以及历史与社会学。情形似乎是文化的领域被划分为相互不同的两个领域各自遵循自己的不同的逻辑。 葛兰西成为超越这种对立的媒介特别是他的霸权的理论。葛兰西的著作特别是从话语理论的角度看，提供了超越结构主义与文化主义的框架，他的批判精神完全避免了对于大众文化批评家的那种高高在上的姿态(结构主义)，同时也避免了洋洋得意的民粹主义(文化主义)。在葛兰西那里大众文化既不被看作人民的文化解体的地方，也不是人民的文化形成的地方，而是由各种对立的压力与倾向塑造的力量关系场域。这样的视点使得对于大众文化研究至关重要的理论与政治问题的重新表述成为可能。 从政治的角度说，结构主义与文化主义都赞成关于文化与意识形态领域的结构与组织的相似概念。虽然它们在许多其他方面不同，但是它们都把文化与意识形态的实践看作受统治性的意识形态支配的，其特征本质上市铁板一块的资本主义，是从外部强加给被统治阶级的一种异化的力量(虽然成功的程度不同)。这样看，两者之间的差异只是名义上的与政治倾向上的，在结构主义那里，“大众文化” “流行文化” “统治意识形态”是等同的，结果，大众文化研究的主要的政治任务就是通过解读大众文化的形式揭示在大众文化内部起作用的统治意识形态的使人迷惑的机制，武装读者对抗这种机制；文化主义则相反，把大众文化等同于不同于并对抗统治阶级文化的被统治阶级的“本土”文化，大众文化研究于是被积极的政治阐释学统治：发现人民的本真的声音，解释其意义并扩大其数量。这两者共享着相同的文化对于意识形态的概念，即把它们划分为对立的文化与意识形态阵营，资产阶级与工人阶级，并把它们锁定在零和游戏中，要么全赢要么全输。其目的则是用一方清除另外一方。 对于葛兰西而言，也是依据文化与意识形态实践在资产阶级与工人阶级的对抗的关系中理解文化的与意识形态的功能的，他与早期的马克思主义不同的地方在於：统治阶级与被统治阶级之间的文化与意识形态关系与其说是前者对於后者的统治关系，不如说是争夺领导权的关系，争夺对于整个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