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阳修《诗本义》文学阐释.docVIP

欧阳修《诗本义》的文学阐释思想 摘要：在欧阳修《诗本义》之前，对诗的文学阐释思想很早就已出现，东汉班固《汉书·艺文志·六艺略》中提出的“本义”问题便是《诗本义》的源头，宋代理学大倡及文学创作的进一步发展也促成了它的产生；《诗本义》的文学阐释思想主要包括：从诗的本义去说诗的阐释原则；以“情理”解诗的阐释方法；“还原”诗歌情境的阐释创新。 关键词：欧阳修　诗本义　诗经　文学阐释 欧阳修是北宋古文运动的领袖，以文学为世所称，他的《诗本义》虽是经学著作，但其中对于《诗经》的文学性研究却开启宋代研究《诗经》的新风气，对宋代研究《诗经》的诸家影响深远。探讨这部著作对《诗经》的文学阐释思想的情况，有助于把握这一时期诗学研究的发展，同时对研究与《诗经》经学阐释并行的文学阐释的发展历史也有重要意义。 一、《诗本义》文学阐释的渊源和背景 先秦时期，人们已注意到了《诗经》的文学特性，孔子说：“不学诗，无以言”，又说“言之无文，行而不远。”孟子也提出了“以意逆志”、“知人论世”的解释方法，“把诗文创作同时代联系起来ⅷ只是这一时期对于诗经的解释还只注重其政教意义，诗的本义意识非常淡薄。汉代的《诗经》研究也基本是功利的、政治的，汉武帝时，独尊儒术，“三家诗”立于学官，博士弟子遍布朝野。这样的学术氛围和思想模式，决定了汉代经师对《诗经》进行阐释时往往不能忠实其文本，探求其本义，而重在政教伦理层面微言大义的阐发。但就在这时，《诗经》本义问题首次被提了出来。《汉书·艺文志·六艺略》诗类序云： 《书》日：“诗言志，歌咏言。”故哀乐之心感而歌咏之声发。诵其言谓之诗，咏其声谓之歌。故古有采诗之官，王者所以观风俗，知得失，自考正也。孔子纯取周诗，上采殷，下取鲁，凡三百五篇，遭秦而全者，以其讽诵，不独在竹帛故也。汉兴，鲁申公为《诗》训故，而齐辕固、燕韩生皆为之传。或取《春秋》，采杂说，咸非其本义。与不得已，鲁最为尽之。三家皆立于学官。又有毛公之学，自谓子夏所传，而河间献王好之，未得立。 《汉书·艺文志》是班固删取刘歆《七略》而成。这里说的三家诗“咸非其本义”，实际上是刘歆、班固以“本义”问题向当时的《诗》学权威经师们发出的挑战。这种挑战虽然当时为主流话语所淹没，连他们自己在不得已的情况下也被迫以当时最有权威的鲁诗为依傍，但本义问题一经提出，便随着《汉书》的流传而保存下来，直至宋代启迪了疑经议经的思潮。 魏晋南北朝时期，社会动荡，儒学地位动摇，经学失去了神圣性，士人解经注重发挥个性，受此影响，经书研究突出学术品位。随着思想解放潮流的兴起和个体意识的觉醒，文学观念逐步得到净化，文学创作和文学理论批评进入一个“自觉时代”，《诗经》的文学特性受到重视，曹氏父子常化用《诗经》的成句以抒情言志，文学理论著作如刘勰的《文心雕龙》，钟嵘的《诗品》也都注意到了《诗经》的文学研究。在《诗经》解读方面，与汉代的传疏相比魏晋人解诗破除礼教的束缚而更注重人情。 唐朝唐太宗认为提倡儒学就必须统一经学，于是命孔颖达等撰定《五经正义》，《正义》在继承毛、郑之说基础上，集汉魏六朝《诗经》研究成果之大成，把汉代《诗经》学提高了一大步。唐中后期，少数学者开始突破《正义》束缚，各抒己见。其中如成伯玙的《毛诗指说》已开始对《诗经》的文学技巧进行论述。 因此，宋以前，人们已从不同程度地对《诗经》进行文学阐释以探求诗义，欧阳修正是在此基础之上撰写了《诗本义》。影响欧阳修撰写此书的还在于宋代特殊的文化背景。宋代理学家们宣扬“三纲五常”为核心的理学思想，而宋以前就一直在《诗经》研究领域占有重要地位的《毛诗序》、毛《传》、郑《笺》等与宋儒的道统学说有相悖之处，特别是其中《小序》中的“美刺说”的“刺”，多指刺某君、某王，这显然与宋儒们要以“存天理、灭人欲”来重振社会道德秩序的愿望是不一致的。因而他们对《小序》从批驳到废弃，转而使他们能更多地从文学角度去解释《诗经》。 二、《诗本义》的文学阐释思想 欧阳修对《诗经》的文学阐释思想在《诗本义》中主要体现为三个方面： (一)从诗的本义去说诗的阐释原则 如前所说，汉代的刘歆、班固已提出了诗的“本义”的概念，但并未就这一概念作太多解释，汉、唐之间，《诗经》的阐释与研究有许多进展，但也未对这一问题有拓展开发。欧阳修则于千载之后对这一问题作出了回应，其所著之书便以此来命名，可见其关乎诗之阐释的重要原则。在以往的说诗过程中，经学家们往往忽略或偏离了诗的本质，重在比附牵合，申言美刺，阐发政教伦理方面的微言大义，诗中许多篇章的真情实感为政治说教所掩盖。欧氏是想拂去遮盖在诗经扉页上的千年尘埃，让诗之本义重见天日。在《诗本义·本末论》中他肯定了《诗经》本义的存在：吾之于《诗》，有幸有不幸者也。不幸者，远出圣人之后，不得质吾疑也；幸者，《诗》之本义在尔。那么，诗义的本末又如何区分呢?他说： 何谓本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