洋务运动和近代化的起步.docVIP

洋务运动与近代化的起步　　两次鸦片战争以后，外国资本主义势力凭借不平等条约，从沿海深入内地，大量商品涌人中国各地城乡。中国传统农业和手工业遭到严重摧残。时人在一篇名为《整顿丝茶策》的文章中指出：“中国与洋人通商，——从此反客为主，洋人得操丝市、茶市之权。华商之业丝茶者，反仰洋人鼻息，厘毫不能主持。”（求自强斋主人《皇朝经济文编》卷四九）由于中国的海关大权被洋人所控制，［2］所以中国丝、茶及其他商品的出口量不断增加，但价格却在下跌。在某些地区，洋纱洋布排挤了土纱土布，使中国城乡出现生产凋敝、经济萧条的状况。郑观应在《盛世危言》中就指出，外国商品大肆在中国倾销，一方面破坏了中国原有的封建经济结构，使原本正常的社会生活发生混乱；另一方面又为中国商品经济发展提供了有限空间。某些地方形成商品市场，农作物商品化趋势加快，破产农民和手工业者成为劳动力市场的主要来源。自然经济的解体促成近代商品市场，为中国资本主义的产生创造了一定条件。这就是中国社会面临的“千古未有之变局”。 　　对如此深刻的经济危机和社会危机，清朝统治集团中的一部分官员极力主张兴办洋务。当然，他们主要考虑的是维护清朝统治的问题。恭亲王奕诉就认为：“治国之道，在乎自强，而审时度势，则自强以练兵为要，练兵又以制器为先。”（《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二五）李鸿章（1823—1901年）也认为，中国欲自强，应当学习外国之利器，而学习外国利器，先要觅制器之器，即学习和仿行外国大机器生产方式。于是，以建立近代军事工业为直接目的的洋务运动［3］便应运而生。 　　洋务运动的主要内容有：聘请外国军官，购买洋枪洋炮，训练新式陆军，建立南北洋水师和将福建水师改造为近代海军，并创建一批军事工业。如，江南造船厂（1865年创办）、金陵机器局（1865年创办）、福州船政局（1866年创办）、天津机器局（1867年创办）等共计24家军事工业企业都在此阶段创办。这些军事企业由政府投资，朝廷委派地方大员总办。所造军火由政府无偿调用，装备海陆军。产品不计成本，不求利润。从企业管理体制和经营模式看，它们基本属于封建官府创办的近代新式军事企业。由于这些企业采用大机器生产，某些技术性工作聘请专门技术人员担任。所以，这些企业不完全等同于封建官府工业。洋务军事工业的创办，在客观上促进了封建经济的解体进程，有发展资本主义的明显倾向。此外，这些企业如江南制造局还附设翻译馆，组织翻译并出版西方国家的自然科学和技术书籍，向中国人介绍西方科学知识和文化。 　　但是，兴办军事工业必须依赖于雄厚的国民经济基础。由于军事工业的创办引起许多连锁要求，而中国的传统经济和财税政策根本无力为开办近代军事工业提供充足的经济支持。加之遍及各地的农民起义陆续被镇压和外商在华投资设厂的刺激等因素，洋务运动便从以创办军事工业为主，转入以创建民用工业为主的阶段。在这种新形势下，一大批采用官办、官督商办、官商合办等形式的民用企业相继创办。如，轮船招商局（1872年创办）、开平矿务局（1878年创办）、天津电报总局（1880年创办），上海机器织布局 （1882年创办）、漠河矿务局（1888年创办）和后期张之洞在湖北创办的织布官局等民用企业。洋务运动中创办的民用企业，其产品主要销售于国内市场户’计算成本，追逐利润；企业与雇佣工人之间基本为劳资关系；企业创办时吸纳的商股属于民间资本。因此，洋务民用工业企业应当被认定为近代资本主义性质。 　　洋务民用企业的创办，标志着中国近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产生。这些企业造就了一大批掌握近代生产方法和技能的技术工人，初步奠定了中国近代国民经济的格局，对外国资本主义经济侵略起到一定程度的抵抗作用。但是必须指出，无论军事工业还是民用工业，都带有浓厚的封建色彩和对外国资本的依赖性。军事工业企业由官府垄断经营，又是地方军阀扩充势力的工具。企业采取封建管理制度，设总办、会办、提调等官职，并且由清政府直接任命。民用企业无论采用哪种管理体制，经营和管理大权都由官员操纵，无论其是否了解企业经营的基本知识。因为企业的创办和发展全部仰仗于政府的支持，倘若失去政府这个靠山，企业经营便无法正常维持。同样，洋务企业对外国资本有很强的依赖性。尽管企业的主权属于中国，但主要机器设备是从外国购买的。从机器安装到投入生产，都要依靠外国技师的操作和指导。企业生产所需的主要原料和燃料由外国进口。因此，在企业的管理和经营中就不得不仰洋人之鼻息了。 　　当时，无论洋务企业的创办者和经营者，还是倡言自强求富以挽民族危难为己任的士大夫，都极为乐观地以为洋务运动可以对内平息各地区各民族的起义和斗争，对外能够收回利权，与洋人进行商战。这种认识在19世纪中叶的历史背景下是深刻的，也是颇有胆识的。他们已经冲破了过去那种天朝上国无所不有的思想藩篱，认为中国欲图自强，必须睁眼看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