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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中衔接：大学语文比较研究 大中衔接：大学语文比较研究 杭州师范学院人文学院 何二元 近几年，关于大学语文的争论越来越多，不少争论集中在大学语文的学科定位上。笔者以为，许多时候，学科定位的不清楚，并非是缺乏一个正确的定义，而是反映了学科本身的不成熟，这个时候来进行名词之争，其结果往往是徒劳而无益的。 但是，假如我们能够换一种思路，比如不把“大学语文”看作是一个严格的学科名称，而只是和小学语文、中学语文相似的一个偏正词组，那么需要回答的便只是“什么是语文”的问题。当然这还是一个有争论的问题，但是至少不会危及到学科本身的成立，因为从来没有人会质疑小学语文、中学语文存在的理由。 什么是语文？有人说是语言文字，有人说是语言文学，有人说是语言文化，更有人独辟蹊径，说小学语文是语言文字，中学语文是语言文学，大学语文是语言文化。这样划分当然牵强一些，但是注意到了语文学习的阶段性。笔者认为小学语文、中学语文、大学语文既然都是语文课，就必有相通之处，它们都属于母语教育。母语教育是每个国家、每个民族教育的首要任务，也是每个公民的终身义务，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甚至把传习母语列为人权的一项内容。因此，不必质疑为什么要开设大学语文，今后教育发展了，“大学后”语文的学习都是顺理成章的。 但是，语文学习又有阶段性，大学语文应该有不同于（当然是更高于）中小学语文的学习内容，由此说来，大学语文最重要的不是学科定位问题，而是学科分段问题，从这个方向思考，笔者以为诸多批评意见中，“高四语文”一语最能切中大学语文的要害。 所谓“高四语文”，是指大学语文没有自己阶段性的特点，给人感觉，好象是在高中三年语文课之后，又回过去再学一年语文，这当然是没有太大意义的。这个说法有其刻薄的一面，把大学语文存在的理由全盘否定了。但是，假如我们能够心胸开阔一点，看到这一批评的建设性的一面，即对大学语文的讨论，应该有一种比较研究的眼光，研究其不同于中学语文的阶段性任务究竟是什么，整个争论必能呈现柳暗花明的转机。 一、“高四语文”——大学语文选篇的尴尬 “高四语文”的批评主要集中于大学语文与中学语文课文篇目的重复，有人指出某大学语文增订本所收文章与高中语文课本重复的竟然近三十篇，如果算上初中语文课本以及与中学语文配套的课外语文读本的话，重复篇目几近一半。又有人将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全日制高校通用教材《大学语文》（国家教委高教司组编，徐中玉、齐森华主编）与该届学生中学时使用的《语文》作了比较，结果《大学语文》所选的67篇文章中，与中学《语文》出处一致的有60篇，占总数89.6%，与中学不一样的仅7篇。 这些批评显然引起了大学语文教材编写者的高度重视，比如徐编“大学语文”第八版，编者就声称“在内容方面，删掉了与中学《语文》教材篇目重复的若干篇，新选篇目约占全书的30%。”但是根据笔者的统计，这个版本的大学语文与人教版中学语文的重复率仍然达到了41%。如今中学语文教材改革的力度很大，以人教版为例，除了有普通中学语文教材，又有新课标实验教材，正式教材之外，又有与之配套的自读课本、文学读本、文言读本、写作与说话等等。如果考虑到目前人教社一统天下的局面已被打破，中学语文教材已出现多种版本，如粤教版、苏教版、鄂教版、鲁教版等，这些版本的篇目都不尽相同，那么可以说，大学语文选篇要想避免与中学语文重复，几乎是不可能的。这种现象应该说是很正常的，因为无论大学或中学，语文教材总是以文学作品为主，选文的标准又总是要经典，中国的文学作品虽说浩如烟海，然而称得上经典的不会很多，经过中学六年这么多教材版本的淘选，可以说“好文章已被选完”，大学语文再想在篇目上标新立异，几乎是徒废精力不可能做到的事情。 于是有人提出大学语文的选篇范围从文学向文化转移，甚至提出用人文教材或文化教材来取代大学语文。但是，这种主张其实还是不了解目前的中学语文教材，自从强调素质教育以来，中学语文教材也在注重增加文化方面的篇目，比如蔡元培《就任北京大学校长之演说》、杨振宁《近代科学进入中国的回顾与前瞻》、冯友兰《人生的境界》、齐民友《数学与文化》、罗素《我为什么又而活着》、史怀哲《我的呼吁》、里夫金、霍华德《熵：一种新的世界观》、史蒂芬·霍金《宇宙的未来》等等，以为用人文或文化篇目就能划清与中学语文的界线，那真是太小瞧了中学语文。 况且，无论大学语文或中学语文教材，选入一些文化篇目可以，用文化取代文学则未必行的通。语文课是母语教育，而文学是语言艺术，所以最好的母语总是保存在一民族的文学作品之中，语文教材的选篇不能不以文学作品为主。而文化则侧重民族精神，它可以用文学语言表述，例如上面所举的蔡元培、杨振宁等人的文章，因此可以入选语文教材，也可以采用文学以外的语言，例如佶屈聱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