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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改革路径的再思考——陈志武教授访谈 2008年2月16日《经济观察报》李利民 经济观察报：最近各界讨论最多的有几个话题，一个就是围绕新《劳动合同法》的一些争议，另一个话题就是中国经济正在出现新的国有化——国进民退，还有一个话题就是在宏观调控中，很多政府机构的行为又退回到强制性的行政手段，包括对一些竞争性产业的价格上涨进行直接控制。请您结合这段时间你的调查和了解，谈谈您对这些问题的看法。陈志武：改革开放30年，到今天经济成就很大，这是世人所见、所公认的，中国人的勤劳终于有了成效。但是，我们也看到许多问题，特别是因为政治改革、体制改革滞后，各种问题开始表现出来，社会矛盾也有恶化的趋势。也因为过去只顾经济发展而忽视体制改革、忽视对过去30年经济成功背后的真正原因的研究认识，在今天的具体政策制定上，极容易做一些搬石头砸自己脚的事情，比如，重新国进民退，重回强制性行政干预，以各类名义大肆征税，强化政府作为投资者和消费者的角色，推出备受争议的新《劳动合同法》。表面看起来这些现象互不相关，但却都是中国式渐进改革的必然结果，如果再继续下去，可能到哪一天经济倒退了还不一定知道是怎么回事。实际上，从改革开放30年的成就和问题中，我们更能理解几年前杨小凯跟林毅夫关于后发优势和后发劣势的争论。后发优势指的是后发展的国家可以从先发达国家那里很快模仿到技术、不用重复先发达国家走过的弯路，这即为优势。而杨小凯的后发劣势论指的是，正因为后发展国家可以轻便地模仿，一下就能快速搞经济，所以，后发国家会缺乏动力去改革自己的制度。正由于来得太轻松、能以技术替代制度变革，就没动力在根本性制度上做有利于长久发展的变革，结果牺牲了长久繁荣的机会，后发便利反成了劣势。几年前，人们更多看到的是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所以，那时不少人认同林毅夫的“后发优势”论。但是，现在，我们的确正在经历杨小凯讲的“后发劣势”。我真希望更多人能认识到这一点，并在中国尽早完成那些必要的宪政民主制度改革，以纠正“后发劣势”。??? 经济观察报：那么在您看来，中国过去30年经济改革成功的主要原因是什么？陈志武：过去30年的经济成功，是中国通过改革（市场化、私有化）和开放充分利用了后发的优势部分所致。我要强调，仅仅改革和开放是难以造成这些成就的，因为晚清、民国时期是私有市场经济（所以，那时不需要做市场化、私有化改革），而且也是开放（尽管晚清是被迫开放），可是那时的改革开放没有产生这种经济成功。另外，单凭中国人的勤劳不足以产生这种经济成就，因为不只是今天的中国人才勤劳，晚清、民国时期的中国人也照样勤劳，所以，勤劳是必要的、是起点，可是，单靠勤劳创造不出奇迹。如果说今天的成功是因为人多力量大使中国成为世界工厂，这也站不住脚，原因是1830年时中国人口占世界的五分之二，而今天只占五分之一。那么，过去30年的经济成就是否真的是现代经济学无法解释的奇迹呢？客观讲，中国经济成就至少包括两个主因：已成熟的工业技术和有利于自由贸易的世界秩序。这种发展条件或说机遇来自于世界，具体讲来自西方，而非源自中国。“改革开放”的贡献在于让中国加入了起源于中国之外的世界潮流，让中国搭上了全球化的便车。后发之所以有“优势”也在于这种“便车”已经存在。如何理解这点呢？首先，我们看到，根据英国著名经济史学家安德森·麦迪逊的估算，从公元元年到1880年左右，世界人均GDP花了1880年时间才增加了一倍。然而，从1880年到2000年，这短短120年里，全球人均GDP就增加了近5倍。也就是说，过去120年所完成的人均收入增幅，是1880年之前近两千年人类所完成的增幅的5倍。这种发展发生在中国之外，在中国积极加入全球化之前，世界潮流也想把中国卷入，但中国要么拒绝、要么不情愿地介入。 从19世纪到20世纪，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发展？到1880年，工业革命已经过一个多世纪的发展，全面进入新的高潮，特别是从那以后，电气技术、汽车技术、飞机技术、电话技术相继出现，1940年代后又出现电脑和互联网，生产技术方面也出现了许多根本性突破。工业制造技术越来越成熟，使其跨国界移植不成问题，而交通运输和通信技术的发展使这种跨国移植又变得可行。这些发展从根本上使世界人均GDP自1880年后发生飞速增长。这是中国在1978年一改革开放即能快速发展的重要前提，没有这种工业革命背景就不会有中国的成就。经济观察报：讲到这种前提对中国过去30年发展的贡献，您能否举几个例子？陈志武：例子太多了，简单说，中国GDP的80%以上都来自现代工业和服务业。比如，中石油一家公司去年的利润就将近2000亿元人民币，营业额超过8000亿，对中国GDP贡献一万亿以上（包括间接贡献）。仔细想一想，中石油给中国GDP的贡献是源自哪里？这一万亿的产出，在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