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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基层实践解读“一号课题” “创新社会治理加强基层建设”核心是人，重心在城乡，关键是体制创新 潘高峰 　　“春天到了。”虽在数九严冬，很多社区工作者用这样的话语，来表达内心的激情。 　　上海召开“创新社会治理，加强基层建设”电视电话会议，把电视信号接到了全市每个居村委。对于基层干部群众来说，这已是多年未有之盛事。 　　近年来，上海经济加快转型发展，人口总数大量增加，社会结构趋于多元，群众利益诉求复杂多样，信息传播方式深刻变化……在这个2400多万人口的特大型城市里，传统社会管理正面临着严峻挑战。 　　直面难题。今年初，上海市委把“创新社会治理，加强基层建设”确定为“一号课题”。问题导向，十月调研，披沙沥金，上海拿出了令人瞩目的成果——建立社区工作者职业化体系，取消街道招商引资的职能，建立社区公益服务清单制度……调研报告中，一项项大胆创新举措让人眼前为之一亮、精神为之一振。 　　核心是人、重心在城乡社区、关键是体制创新。“一号课题”正在探索的是一条符合中国国情、上海特点和现代社会治理规律的特大城市社会治理新路。 　　培养新人 　　社区治理，核心在人，尤其是那些“能人”和“带头人”。这其中，“小巷总理”的代代更迭尤为让人关切。 　　上世纪90年代初，上海推进“两级政府、三级管理”试点。当时上海正在搞产业结构调整，为了解决社区干部队伍的断层，一大批企业中层干部被转岗到社区工作，成为经验丰富的“老法师”。 　　但随着年龄增长，如今“老法师”中不少人已经到了“二次退休”的年龄。随之而来的“二次断层”，再次把难题交给了城市管理者——“新鲜血液”哪里来？ 　　近年来，上海出台了一些政策，鼓励年轻人到基层一线，但真正能留住的不多。究其原因，地位与收入是最大的“制约因素”。缺少职业前景，让不少年轻人望而却步。 　　“一号课题”抓住了这个关键——如何培养人、留住人？随着课题调研，一个社区工作者职业体系的蓝图正在构建：上海将建立社区工作者岗位三档十八级的等级序列，按照人均收入高于上年全市职工平均工资水平，合理设定薪酬标准，建立与岗位等级和绩效考核相衔接的薪酬体系，并根据全市职工平均工资增长情况进行动态调整。与此同时，畅通优秀社区工作者进入机关、事业单位的通道，同等条件下优先录用。 　　年轻人有盼头，“老法师”同样有念想。为了形成以就业年龄段为主、老中青梯次配备合理的基层队伍结构，未来，就业年龄段居民区党组织书记实行事业岗位、事业待遇，连续任职满两届、表现优秀、群众拥护的，经过规定程序可适用事业编制，在岗退休的享受事业编制退休待遇，中途离开书记岗位的，则人走编留。这一切，无论对于社区工作的骨干，还是即将踏上岗位的“接班人”，无疑都是巨大利好。 　　基层减负 　　上面“千条线”，底下“一根针”。多年来，基层工作的负担之重，有目共睹，每谈必叹。 　　几年前有一个数据：一个居委会每年约要完成26个条线部门布置的81本台账，包括736项指标，内容达3000多页。检查和评比不胜其烦，几乎所有的居委干部都在抄台账，而让他们“胸闷”的是，明明一件事，台账却要抄好几次，因为每个上级部门都有一套自己的“规矩”，只认自家的版本。反复抄，抄反复，抄得没空管居民的事，可想而知居民如何评价：你们，就知道形式主义。 　　让居委干部困惑的还有“公章”的使用。一枚居委会公章，可以开住房产权证明，再生育证明，夫妻关系证明……用途竟有120多种。这种职能错位现象，也让基层不堪重负。 　　这次调研中，为基层减负成了当务之急。将来，居委会协助行政事务会有明确清单，居民区工作事项要有准入机制，困扰居委会的台账问题，也将通过电子台账建设来化解。 　　改革和创新总有许多难点和症结需要突破，相比居委会减负，全市所有街道取消招商引资职能及相应考核指标和奖励这一做法，一度引起争议。但有舍才有得，为了推动街道工作重心真正转移到公共服务、公共管理和公共安全等社会治理工作上来，上海最终还是下定决心。 　　赋予职权 　　减负是为了轻装上阵，走得更远。要有所作为，还需要有能力，有手段，有保障。这一点，市委书记韩正在刚刚闭幕的市委全会上说得透彻：“如果街镇没有能力，我们就帮他们增强能力；如果街镇没有资源，我们就赋予他们资源；如果街镇没有法律地位，我们就按照程序授权他们。” 　　基层“有职有权有物”，正是这次“一号课题”的亮点之一，也是体制机制创新动作频出的环节。比如课题提出：完善镇管社区组织架构和运作机制。设立社区党委，发挥党的政治组织优势和领导核心作用；建立社区委员会，发挥议事协商的共治平台作用，赋予其社区事务协调权、建议权、监督权等；建立社区中心，作为镇政府服务居民的工作平台，就近为居民提供行政事务和基本公共卫生、文化等服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