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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层的升迁 按语：人生在世，选择什么样的活法，那是每个人的自由，没有好坏优劣之分。但是，要想在短短几十年的时间内，把人生价值最大限度地发挥出来，为这个社会和国家做出尽可能大的贡献，不同的活法之间还是有着质的差别的。这几年考公务员热，许多年轻人削尖脑袋往机关里钻，可是放眼官场，除了富贵人士的儿子、女婿和秘书之外，平头百姓人家出身的孩子，有出息的人能占上多大的比例呢？湖南衡阳市委党校教授洪晓静等人撰写的这篇文章，谈的是基层的升迁问题，其实中央单位的升迁问题，又何尝不是如此？前些年当记者的时候到处转，不论是中南海还是各个部委，推开办公室的门，到处都是扎堆的年轻人，想一想多年过后，他们当中究竟有多少人能熬出头来呢？如果知道了人生的天花板之后，还想进官场，另当别论；如果是抱着不切实际的梦想进官场，那可就真要好好地掂量一番了。 与县乡领导交谈，话题更多的还是职务晋升。去年12月，我们邀集了湖南衡阳县、祁东县的主要领导和一些乡镇党委书记座谈，感受到他们由衷而发的怨艾，也解读了县乡领导干部鲜为人知的升迁轨迹。 座谈时，在谈到他们的升迁轨迹时，几乎每个人都要发出沉重的感叹。由一般干部升迁到县级领导，必须经历许多台阶，最难熬的当数在乡镇。 “减副”前，乡镇副科级的台阶有：党委委员—党政办主任—副乡镇长—副书记。正科级的台阶有：政协联工委主任—人大主席—乡镇长—乡镇党委书记。如按正常台阶升迁，由一般干事到党委书记，15年已很幸运了。 “减副”后，乡镇领导职数减少，原有的台阶不复存在。以一类乡镇（即人口在2万以上的乡镇）为例，按编制规定，职数为13人。这些职位都是既定的，除乡镇长兼任副书记外，不再兼职或设岗。职务的递升，全赖于班子内人员的调动、免职、撤职和到龄改非。 在一个县，县级领导一般为50人，每年约有3～4人退出县级领导岗位。而在一个县，正科实职党政一把手约300人，如空缺的县级岗位全部从本县正科实职中选拔，每个正科实职升副县级的概率为1/75～1/100。由于年龄等方面的限制，乡镇党委书记继续升迁的黄金时间只有几年。况且，升任副县级的，还需有在两个不同乡镇任党委书记的经历。因此，对大多数乡镇党委书记而言，这个职位已经到顶，被称之为“天花板”干部。 那么，冲出“天花板”的副县级干部，其仕途又将如何呢？一县级主要领导说，在副县级岗位上，可以让你干到退休，而且还没有脾气。 由副县级干部到县委副书记，有9个岗位，8个台阶。即副县级干部——政协副主席——人大副主任——政府副县长——县委常委（兼统战部长）——政法委书记——县委常委、副县长——政府常务副县长——县委专职副书记。假设某人任副县级干部时仅30岁，每个岗位仅需干3年即往上升迁，干满这9个岗位时已是57岁。而且，按照衡阳市委组织部规定，副县级干部55岁即须退出领导岗位。 如此密集的台阶，居然是在同一个平台上，让人有艰难跋涉之感，攀登最上一级的，还只能是其中的佼佼者。上例虽然是理论上的极端，但现实中在这几个台阶辗转、蹉跎的也不在少数。 当定数确立时，变数就很大了。座谈时，一县级主要领导毫不隐晦地表达了这一观点。 变数有正常变数和非正常变数之分。正常变数是积极的，如某人在酝酿提拔时没有发现问题，公示时被检举揭发得以纠正，这是正常变数。非正常变数包括四种情况：一是个别领导打招呼，因压力导致的变数；二是候选人托关系，找门路，碍于情面导致的变数；三是为达不可告人的目的，一些人乱告状、告恶状，组织上怕承担风险而导致的变数；四是选任出发点的变数。一些人将权力作为个人资源，与候选人作近期或远期交易。 座谈中，许多领导表示，上述四种变数，最让人难以容忍的还是后面两种。 乡镇领导要在众多候选者中脱颖而出，必须经历许多台阶，还要经历许多变数。按照正常程序，要攀上县级领导层必然难上加难，这就必须另辟蹊径了。 一是招考。招考是选拔年轻干部最为便捷的方式。衡阳市今年就面向全市公开招考100名县处级后备领导干部，通过建立人才库，以备急时之需。 二是下派。下派的优点就在于，打破了传统上的论资排辈和逐级提拔的框框，因而具有年龄上的优势。 三是经过团委升任。《党章》第五十条规定：“团的县级和县级以下各级委员会书记……可以列席同级党的委员会和常务委员会的会议。”该规定实际上就是让团委书记跟班学习，通过耳濡目染，学会决策和处理问题的技巧，为尽快进入县级班子储备力量。 四是特殊需要。按照规定，在县级班子的6个副职中，必须有一个是非中共党员，有一个是35岁以下，有一个是女性，如某人同时具备三个条件，结果是皆大欢喜。 当然，上述四条捷径还不足以满足县级班子对人才的需求，由于各县均看重有乡镇经历的干部，这就需要从乡镇党委书记当中遴选。 乡镇党委书记提拔到县级岗位上来，必须具备三个方面的条件： 一是自身条件，包括品德、学识、政绩等三个方面。 二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