契约与激励读书笔记.docVIP

文章伊始，作者提出了一个分析“机会主义”可能性的框架。指出当假定足够多的不可预测的事件在两个平等而知情的交易者之间发生时，契约关系就变得不稳定。交易者选择的条款往往是为了减少预期“敲竹杠”的可能性。契约条款节省了私人可执行的资本，并限定了一个最优的自我强制执行的交易双方契约关系的区域。 在实际生活中，交易者可能会违背他们的约定，从交易合伙人的专用性投资中寻求准租。在这样一个可能的“敲竹杠”的框架中，契约显得尤为重要，它是通过允许合作双方从事可信赖的联合生产的努力，以减少在一个长期的商业关系中出现的行为风险或“敲竹杠”风险的设计装置。在从通用汽车—费舍公司的契约案例中，作者指出“敲竹杠”并不一定就是建立在信息不对称或欺骗行为基础上，通用公司的车身需求的增长，使得费舍公司的“敲竹杠”有利可图。而这种“敲竹杠”发生时，交易者会对契约再谈判或做一次性支付，从而存在租金损耗的交易成本。 在避免“敲竹杠”的方法中，作者认为试图写明所有偶发事件的真实特性的成本是很高的。这种载明所有契约条款的交易成本不仅包括“纸墨”成本，还有与不确定环境相联系的、与更详细地明确规定契约有关的搜寻和再谈判成本。为了避免这种资源的浪费，交易者往往故意搁置无法说明的和法院不能强制执行的许多实际问题。与规范契约有关的另一种成本是计量与明确规定条款的成本，现实中，违约和赔偿的判定只能依据法院来判定。而法院只执行字面意义上的不完全契约条款而不能真正实现交易者事前的交易意图。这使得契约条款存在固有危险。这些都意味着载明明晰契约显得不可取。 作者认为“敲竹杠”通常具备两种类型，第一种是，交易当事人趁机利用契约的不完备性改变其预期行为；第二种是，交易当事人通过利用法院强制执行一种不正确的契约条款改变其预期行为。某种意义上，两种“敲竹杠”都是由无法详细指明的契约的不完备性引起的。成文契约和不成文契约各有所长，尽管写明的具有约束力的契约条款可能会降低“敲竹杠”发生的可能性，但是契约本身也会引起更大的、潜在“敲竹杠”的可能性。这些都极具现实意义，两者各有所长，互补不足。 当交易者观察到交易伙伴在违反他们契约条款主旨时，可以施加一种私人惩罚作为对“敲竹杠”的威胁。假定这种私人惩罚由两部分组成，一部分事与交易者关系终止有关的未来损失，另一部分事与交易者市场声誉贬值有关的损失。私人惩罚的重要性就在于它能把资本成本强加在企图“敲竹杠”的交易者身上，它界定了可以被叫做契约关系“自我履约的范围”，也可能存在一种对交易者而言的潜在的“敲竹杠”收益大于施加在他本人身上的个人惩罚条款而造成损失的情况，此时，“敲竹杠”将变得有利可图。尽管如此，契约对规制这种关系仍是一种事前的最优行为。 “敲竹杠”的存在不能用所有交易者的欺骗行径或邪恶来做简单的说明，仅仅意味着在“自我履约范围以外”。一种未预料到的事件改变了这种关系。并不是一种简单的道德问题。只是一种经济的再分配。 契约条款是为了节省私人履约的资本量，并必然使交易双方自我履约的关系超过任何给定的事后条件发生变化的范围。法庭可强制执行的明确的契约条款，通过最优界定契约条款的自我履约边界，而被看作是对交易当事人有限的私人可履约资本的一种补充。 可以通过两种基本方式来实现契约条款。第一种，可以直接运用契约减少“敲竹杠”的概率，通过契约明晰界定法院可强制执行的明确的契约条款。值得注意的是，尽管明晰的契约减少了在自我履约范围以外的可能性，但他们增加了“敲竹杠”分布的区间。第二种方式在于通过改变交易者之间的私人履约成本，交易者试图使两个交易者“敲竹杠”总和的潜在预期价值最小化。 签订明晰的契约条款，有时也极具好处，它能够得到一个一致同意的明确界区。当违背这个协议时，它是清楚的，于是交易者知道是否要施加一种个人惩罚，值得注意的是，与违约的交易伙伴解除交易关系会导致其他交易伙伴在未来进行更少的“敲竹杠”的可能性。同时，因为通过解除关系而施加的个人惩罚代价很高，明确契约细则的契约能够节省成本。再者，在签署契约条款时，允许交易伙伴达成他们之间更容易理解的一致同意的契约条款，考虑到存在曲解契约条款的可能，向他人传递明确的契约信息，会使人们更易识别那些违约者的类型。这些有关这种潜在知识的增进使交易者被迫履约形成可能。最后，契约条款也有可能改变交易者所施加的心理预期。 克莱因教授的著作为我们所理解的契约条款具有非常实质性的贡献，文章结构严谨，思维缜密，让我们理解到当契约被签订时，实际上重新谈判的结果往往是可预期的。现实生活中，契约的不完全性为敲竹杠提供了空间，围绕着“敲竹杠”的行为，作者分析了规范契约条款的成本，默认契约的自我实施，自我履约范围，明晰契约条款作用等问题，更是发人深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