宽松机制有助于改革创新.docVIP

经济观察报 刘晓光/文 企业家精神的血脉传承 历史上的1928-1938年是中国民族企业和企业家成长的黄金十年，这是费正清和费维凯总结出来的，那个年代是所谓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刚刚开始发展的阶段。从1840年的鸦片战争，到辛亥革命之后，根据1928年的情况来看，那个阶段的民营企业确实发展比较快。因为那时具备这样几个条件： 第一，中国刚刚接受了一种新的制度——封建主义逐渐被瓦解，民族资本主义已经开始有所发展了。第二，由于全球化对中国的影响，促使了中国人实业救国的心理。特别是明治维新后日本的崛起，19世纪20年代日本已有十条航空母舰，这是日本当年的水平。但是到今天我们还没有航母。第三，当时的资产阶级或民族资产阶级也需要有一定的经济基础。而且，当时中国有四五亿的人口，所以中国市场在世界市场中已算是一个很重要的市场。 另外，还因为当时有比较宽松的环境。那时在北伐之前，军阀比较厉害，还谈不上区域市场分割，实际上这是打破当时的政治和经济格局的一个很好的方向，有些稳定的状态出现。全球化和相对宽松的环境，包括外来的经济压力，尤其是日本的崛起，让中国的有识之士认识到要走实业救国、实业报国之路，要进行维新变法之路。 中国近代实际上有两个失败：一是康熙时的封海政策，对外政策没有开放的概念和载体，严重的闭关锁国、封海政策把我们完全限制了。而当时的荷兰人、葡萄牙人在开着战舰不断征战，英国成了“日不落帝国”。二是“寨文化”，都是土寨，一把火就能烧光。但是，欧洲那些城堡都是石头做的，挪威的城堡烧了几次都烧不坏。寨文化在某种意义上也是一种封闭的政策。 那时候的中国太弱小，但反而是在弱小情况下的发展，所显现的力量更大。就像改革开放30年前，人均工资不到一百块钱，而现在北京的人均工资可能已经三四千块钱了，这种在弱小时期发展起来的力量似乎更强大。1928-1938年时中国的经济条件有限，那时候没有新经济行业，都是盐、米、铁、纺织、丝绸这些简单消费品的行业，产生了很多纺织大王、船王，主要是江浙一带的发展开发，包括沿海、长江沿线地区，北方的天津、中部的武汉、云南蒙自都是大商埠。 台湾有一个叫许倬云的教授，他对于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那段时间研究得很透。我听许倬云讲过当年民族资产阶级发展的历史阶段，那时没有什么物质条件和技术条件，从技术角度来讲肯定还是很落后，在印染或其他行业，基本上还是用国外的技术。 那个时代的经营发展其实也很残酷，我在四川丰都鬼城看过一副对联，其中下联说明那时的商业历史是血淋淋的——“金黄银白心黑手辣眼红头上有青天”，金子是黄的，银子是白的，要想拿到它就要“心黑手辣眼红头上有青天”。那时的长江一带，基本上是靠抢码头赚钱，让双方的马仔穿上烧红的铁靴，谁走的远，这码头就是谁的。在马仔走之前，先拿十万光洋给他的家人。因为穿着烧红的铁靴跑，跑完这程肯定会死。这是一部血淋淋的历史，跟英国当时的圈地运动很相似。其实，美国刚开始发展的时候也很悲壮，很多爱尔兰人到了美国自由岛，下船后就被美国的黑社会枪杀了，钱也被抢走了。还有新奥尔良圈地运动，美国那时也有圈地运动，所有的移民晚上排队住在这儿，第二天发令枪发令，谁先跑当时就被枪毙，谁跑的远，谁的占地多。 人类的那段历史就是一个血泪纷争的历史，我看到那副对联时特别有感慨，它把血淋淋的历史说出来了——要想拿到“金黄银白”，就得心要黑、手要辣、眼要红，头上还有青天，有人罩着你。中国那时的商业竞争很残酷，它是一种隐晦的文明，不像现在这种比较透明的竞争。 后来在海外做企业的那批华人具备完全的商业精神，典型的如包玉刚、霍英东等等，他们传承了当年中国民族资本主义萌芽开始以后那个时期的精神。那种历史的血脉相承，大概是从文革初期开始。他们有报国志向，热情且有胆识，但技术上不很全面，完全是家族管理。他们受到西方企业的启蒙和启发，有民族自觉感、民族自尊心，这批企业家大体是在这样的状态下产生的。 我一直希望电影界拍一部中国商业百年的纪录片，从一百年前开始导起，中国的商业萌芽开始启动了，有很多条发展脉络，比如：民国期间是一条线、抗战期间是一条线、到解放战争又是一条线，再从50年代到60年代、70年代到80年代，一直到改革以后。从中国商业到世界的辐射，不同的线，不同的点，展现那些企业家当时的激情、意志、技术、资金实力、管理方法、创业精神、文化，这些很有意思。中央电视台拍过一个 “世界金融企业的历史”，说的是投行的这些历史，像美林、高盛、老摩根这些大的投行。但是恰恰没有人拍过中国这段商业史，其实应该把许倬云所讲的那些历史好好研究一下。 从那段历史中能受到什么启发？一是中国人本身是很有智慧的，很勤劳，很勇敢。另一个是精神，到今天也要提倡产业报国、民族自立、民族强盛。还要提倡东西融合、开放、打破禁锢。再有，在制度方面要提倡产权一定要清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