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大的“思想自由、兼容并包”时代研讨.doc

北大的“思想自由、兼容并包”时代 毕唐书谈北京大学，当然不能不谈蔡元培;谈蔡元培，也不能不谈北京大学。蔡元培长校的北大，是北大人的骄傲，更是中国现代教育的骄傲。关于蔡元培，美国的大教育家杜威曾经做过这样的评价：“拿世界各国的大学校长来比较，牛津、剑桥、巴黎、柏林、哈佛、哥伦比亚等，这些校长中，在某些学科上有卓越贡献的不乏其人。但是，以一个校长身份而能领导那所大学，对一个民族，对一个时代，起到转折作用的，除蔡元培外，恐怕找不出第二个。”杜威这里评价的虽然是蔡元培，但同时也间接地评价了蔡元培时代的北京大学。所以，杜威的话也不妨这样说：一所大学，对一个民族，对一个时代，起到转折作用的，除蔡元培领导的北大外，恐怕找不出第二所。蔡元培和他所领导的北京大学在当时的影响，由此可见一斑。 　　?一、蔡元培的伟大之处在于，他虽然身为老资格的革命家、国民党的元老，却能够超逸于党派利益，以宏阔的胸襟和历史的眼光，从国家的大计着想，毅然决然地做出正确的选择，并付诸实施。 　　 北京大学的前身是京师大学堂。京师大学堂于1898年戊戌变法维新时建立，开始时所收学生,都是京官,所以学生都被称为老爷,而监督及教员都被称为中堂或大人。差不多每个学生都有听差，老师讲课时，要由听差通知：“请老爷上课了!”学生平日对于学问并没有什么兴趣,只要年限满后,便可以得到一张毕业文凭。所以这个号称全国最高学府的京师大学堂被人戏称为“官僚养成所”。后来，民国诞生，京师大学堂于1912年改名为国立北京大学。到蔡元培长校之前，北京大学按照大学令的规定,虽然也作了一些改进，例如:经科与文科合并,废止经科;延聘了一些学有专长的教授;建立了北大首届评议会,校长担任评议会议长，等等。期间，先后更换了五位校长:严复、章士钊(未到职)、马相伯、何遹时、胡仁源。但5位校长任职时间都很短,北大的面貌也并没有明显的改变,仍被称为官僚养成所。其作为“皇家大学”的官僚气与衙门气依然浓厚。在教员中，有不少是北洋政府的官僚，这些教师即使不学无术，也受到学生巴结，以便自已日后仕途方便。陶希圣先生对那时的北大曾有这样的回忆：“民国初年。贵族子弟仍然不少……两院一堂是八大胡同(当时的妓院集中地)受欢迎的重要的顾客。一堂就是北京大学――京师大学堂。”所以，在蔡元培长校之前，北大虽有大学之名，却无大学之实，也就是说，当时的北大，还谈不上是一所真正意义上的现代大学，且腐败之名，远播于外，人所共知。这样的局面要想改变，谈何容易! 　　 但这种局面随着一个人的到来，立即发生了改变。这个人就是蔡元培。 　　 蔡元培(1868-1940)，字鹤卿,号孑民,浙江绍兴人。清末曾举进士,入翰林院,后从事革命活动,参加光复会、同盟会。辛亥革命后任民国第一任教育总长。蔡元培从1916年底开始担任北京大学校长,1923年因反对军阀政府践踏人权愤而辞职，至1927年方才取消校长名义。1929年又被任命为北京大学校长,但未到校。1930年获准辞职。他的北大校长历史，用他自己的话说，“自民六至民十五,共十年有半,而实际办事,不过五年有半”。但短短几年时间，北京大学很快成为现代中国的思想发动机，成了新文化运动的中心和领袖，并领导了五四运动，从而对中国现代化的历史进程产生了重大影响。 　　 在此期间，蔡元培都做了些什么呢?。 　　 对此，蔡元培1919年有过自述:“北京大学,向来受旧思想的拘束,是很不自由的。我进去了,想稍稍开点风气,请了几个比较有点新思想的人,提倡点新的学理,发布点新的印刷品,用世界的新思想来比较,用我的思想来批评,还算是半新的。在新的一方面偶有点儿沾沾自喜的,我还觉得好笑。”后来，他在1938年12月所写的《北京大学四十周年纪念题词》中又说:“……逐年进展,成绩可观。民国八年左右,被公认为新文化运动之领袖。又如建设研究所,组织评议会,兼收女学生,编练学生军等,无不由北大为之倡。过去四十年之光阴,不为虚度……孟子所谓‘动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者,今日之北大,足以当之。他日河山还我,重返故乡,再接再厉,一定有特殊之进步。” 　　 从蔡元培上述谈话可以看出，他并不认为自己在北大做了多么了不起的事情。但是，在看似平淡的后面，却是他根据现代大学精神和“世界大学制度之通则”对北大实施的根本性的改造。 　　 什么是现代大学之精神?用蔡元培的话说，就是大学应当成为研究高深学问的学府。这是蔡氏大学教育思想的出发点。早在1912年5月16日，他以教育总长身份出席北京大学开学典礼，在演说中就提出“大学为研究高深学问之地。”在担任北京大学校长后，更是反复申述这一思想。1917年1月9日，他在就任校长的演说中，便开宗明义：“诸君来此求学，必有一宗旨，欲求宗旨之正大与否，必先知大学之性质。今人肆业专门学校，学成任事，此固势所必然。而在大学则不然，大学者，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