稼轩词中的英雄人格意识.doc

稼轩词中的英雄人格意识 　 稼轩词中的英雄人格意识 　　各民族文明史上都长存着英雄崇拜这一文化母题。尽管不同民族、不同时代的崇拜内涵有所不同，但其基本构成部分是一致的，那就是被崇拜者具备这样一些人格特质：对现实苦难的敏感和深忧；由此而激发出改变现实、战胜苦难的情感冲动、目标动机和行为态势；在行动过程中显示出超人的智慧、才能、胆识、魄力、百折不挠的意志和勇敢献身精神。 　　中华文化中这种英雄崇拜源远流长。远古神话中的创造神女娲、英雄神夸父、复仇神精卫等，就是先民英雄人格意识的幻想化表达；而儒家文化的“舍生取义”、“杀身成仁”、“匹夫不可夺志”、“威武不能屈”，楚文化中“哀民生之多艰”、“上下而求索”、“虽九死其犹末悔”等等，则是英雄人格意识的现实表达。 　　辛弃疾是英雄人格意识十分强烈的文人。宋王朝半壁江山沦陷、宋金战事不断，是激发他这种意识的时代动因；他青少年时期的亡国奴生活、父辈民族意识的影响、文化史上的爱国主义精神、英雄崇拜传统等等，都是孕育他这种英雄人格意识的历史和文化基因；而他个人禀赋、气质的先天优越和文才武略的后天习得，也为他赞赏和追求英雄人格提供了良好的心理激励。 　　英雄人格是崇高美的人格。稼轩词表达的英雄人格意识当然不等于词人的英雄人格实践。它是词人对英雄人格的见解、赞美和追求。它既表现在词人对自我人格实践的评述中，更表现在对人格理想的追求中，还表现在对他人人格的赞赏中。因此本文试从如下几方面进行分析。 　　一、“吾道悠悠、忧心悄悄”———忧患意识 　　忧患意识是中国历代文人文化心理的重要构成部分。它以对国家内政外交、民生疾苦、民族兴衰存亡的关注为基本内容。忧患意识并不必然构成英雄人格意识，但英雄人格意识却必然以忧患意识为前提。辛弃疾生活的时代，国家内忧外患深重，而辛弃疾自负文才武略，使命感极强，渴望建功立业，报效国家。他终生都追求英雄的品格，忧患意识也就自然地伴随了他整个人生旅程。他曾有过这样的心理自白：“吾道悠悠，忧心悄悄”（邓广铭《稼轩词编年笺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第一版，P325。以下凡引辛词均据此书，只注P次）。构成他深长忧思的是国家的分裂： 　　起望衣冠神州路，白日消残战骨。叹夷甫诸人清绝！夜半狂歌悲风起，听铮铮，阵马檐间铁。南共北，正分裂。P203 　　长剑倚天谁问？夷甫诸人堪笑，西北有神州。P218 　　这都是他罢官闲居带湖时的情怀。他不因自己政治遭遇的不幸而对国事漠不关心。相反，赵宋朝廷的不争气更加深了他的忧患意识。他时时关切国家的兴衰，为半壁河山的沦陷而忧心如焚。他嘲笑西晋名士王衍（字夷甫），是因为他虽然“神情明秀，风姿祥雅”，但居人臣之位却不以国家为念，“口不论世事，唯雅咏玄虚而已”。“妙善玄言，唯谈老、庄为事”[1]，既误了国事也送了自己的性命。 　　其实辛弃疾也喜欢老庄，也追慕清高。但国难当前，他无论如何也不赞成忘记忧患而清谈玄虚。他并非不知道忧患越多，生命的负载就越重。面对现实，投降派当道，连赵官家都不思恢复而只求苟安，忧国主战的忠臣良将屡遭迫害。辛弃疾也因多言恢复、志在抗金而遭罢黜。这一切都使他十分清楚，象自己这样忧患国运并不会获得成功的快慰。但是，他的英雄人格意识十分坚实，他宁愿从忧国伤时的沉重中、从英雄失路的痛苦中去体验生命的悲壮美、崇高美。忧患意识正是从这个意义上与英雄人格契合的。痛苦其实正是铸成英雄人格的一个重要心理机制，因为它总是缘于现实与理想的冲突。忧患现实的痛苦越深，越容易激发崇高的理想。理想越崇高，追求理想的过程就可能越悲壮、越有英雄气。英雄总要比一般人更具备承受痛苦的心理素质，而且更善于一面承受着非常的痛苦，一面不屈不挠地追求理想。当然，越是痛苦的追求，行为主体也就越能在过程中体验生命的辉煌和英雄的快感。 　　二、“不念英雄江左老，用之可以尊中国”———自我英雄意识 　　赵宋王朝的政治、文化环境使辛弃疾成为词人。但他实实在在首先是位“金戈铁马”的英雄。他在成为词人之前，二十多岁就已经成为了不起的军事英雄了。叛逃的僧义端被他追杀时求饶说：“我识君真相，乃青兕也。力能杀人”。他率五十骑闯入五万之众的金营迳取叛徒张安国的壮举，足以雄振千古。归宋之后，只要有机会，他的英雄本色便显示出来：平赖文政之乱，威慑湖湘；创建“飞虎军”（其间敢于违抗朝廷停办之命），雄冠江左；隆兴责办荒政，令行禁止；晚年出知镇江、积极备战。他毕生的人格实践使人们心悦诚服地把他看做虎威虎胆的大英雄： 　　精神此老健于虎，红颊白须双眼青。　——刘过《呈稼轩诗》 　　眼光有棱，足以照映一世之豪；背胛有负，足以荷载四国之重。 　　——陈亮《辛稼轩画像赞》 　　果毅之资、刚大之气，真一世之雄也。——黄干《与稼轩侍郎书》 　　在辛弃疾的英雄人格意识中，雄才大略，出将入相是最根本的内涵。他认为自己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