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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斯诺登时代的全球网络空间治理 作者：沈逸 来源：《世界经济与政治》(京)2014年5期 摘要：全球网络空间中，不同行为体之间占有的资源与拥有的能力处于不对称状态，因为这种不对称，数据主权的重要性日趋凸显。基于数据主权的能力竞争，已经成为当下国家间能力竞争的最前沿。这种竞争旨在实现保障国家网络安全和塑造全球网络空间行动准则这两个主要目标，这两者之间的关系，整体来看，是并行不悖的，尤其是对大国而言。推动这种竞争的主要驱动力来自体系层面，即全球生产力的深刻调整与变迁。因为如此，这种竞争的出现、发展和加剧都是无法避免的。只有从这一视角出发，各个行为体尤其是中国等新兴大国才能准确把握后斯诺登时代全球网络空间治理的核心任务，并形成与之匹配的整体性战略，探索并确立符合时代发展方向和需求的网络空间治理新秩序。在此过程中，包含网络空间关键基础设施、支撑技术与标准、核心资源等实际分配与有效使用等领域的全球网络空间治理体系的调整，将成为各国关注的核心领域，也将成为网络空间新秩序的主要组成部分。 自2010年开始至今的四年多时间里，与互联网以及全球网络空间相关的议题迅速崛起，并逐渐从相对边缘的区域次第渗入到国际舞台的核心区域：2010年维基揭秘网站与美国国防部、国务院展开了信息公开与国家安全的博弈，谷歌公司则试图挑战中国对互联网的主权管理；2011年西亚北非局势发生动荡，奥巴马政府出台《网络空间国际战略》；2012年到2013年有被渲染为美国国家安全的“中国网络间谍攻击”系列新闻和中情局前雇员爱德华·斯诺登(Edward Snowden)披露的“棱镜门”事件；2014年美国修改国家安全局存储数据的构想浮出水面，突然宣布“放弃”对互联网名称与数字地址分配机构(ICANN)的“管理”，更是直接将网络空间与不同行为体之间的关系推上了风口浪尖。 如何正确认识和理解上述事件的含义，特别是从国际关系的视角理解上述变动对国家安全、国家间关系以及与各类行为体(包括国家与非国家行为体)密切相关的全球网络空间治理体系所带来的影响，显然有重要的理论价值与实践意义。在此发展变动的关键时刻，理解“数据主权(data sovereignty)”这个重要概念的含义，并以此构建分析、认识、理解问题的框架的起点，显然是非常重要的。 一、变动环境下的数据主权 自20世纪60-70年代至今，信息技术革命造就了一个几乎有效覆盖全球各地的网络空间，不同类型的行为体接入其中并从事日趋频繁、形式多样的信息生产、交换、传输、存储和处理等相关的活动。[1]在20世纪90年代，互联网刚刚启动实质性的商业化进程没多久，有关网络技术发展与管辖能力、管辖权的微妙关系就引发了人们的关注。[2]进入21世纪之后，随着“云计算”这一运用的兴起，“数据主权”的概念也逐渐引起了研究者的关注。“数据主权”概念的兴起，是以云计算为代表的互联网必威体育精装版应用刺激的结果，也是自互联网诞生之日起就内嵌其中的技术特征与客观特点使然，其最主要的表现形式就是数据所有者、使用者、存储者在地理位置上的分离以及由此带来的权利/权力识别和有效行使的问题。[3] 有学者指出，对数据主权的理解，其最主要回答的问题是数据的集中存储与分散的用户之间的权力博弈：不同个体能力的差异在没有显著的物理边界可供感知的网络空间中被进一步放大了，分散的用户如果不主张对数据拥有法律和政治意义上的权利/权力，则很难应对具备技术、资源、能力优势的数据存储方(通常来说是公司或者机构)对数据的不当运用。[4] 也有学者指出，可以通过提供更加有效的技术方案来解决上述分散的用户与集中的组织、机构之间的权力不平等问题。具体来说，这需要发展数据识别和追踪的相关技术，然后将此类技术和能力交给相关的个体，确保其能够有效地追踪并了解网络空间存储数据的使用情况。[5] 随着全球网络空间的形成，随着越来越多的人开始使用网络，根据国际电信联盟的数据，全球接入互联网的用户大概占全球总人口的30%～40%。有学者指出，网络空间自身的特定属性既为推动网络空间的权属界定和治理提供了便利条件，又提出了前所未见的全新挑战：网络空间最主要的特点是其无显著边界的空间属性。逻辑代码支撑的逻辑空间与线下某些规则确定的物理世界之间形成彼此接近但仍然有实质性距离隔阂的状态。而在这个特殊的空间里建立主权，而且是参考现实世界中的主权，正成为国家间竞争的新领域。[6] 尽管有学者指出，真正的“网络空间”其实是难以被准确地感知并管理的逻辑空间，但网络空间从没能够真正脱离物理世界而实际存续。对网络空间治理的难点之一就是如何在网络空间中凸显管理权限的存在，这种存在必须尽可能多地被各种行为体感知并认可。这种感知可以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