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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明国家异化的历史思考 商 传 [内容摘要] 对于明“民变”，过去我们将其作为明末阶级斗争激化的表现。日本和西方学者的研究，开始关注其事件构成的复杂性，但仍将其定义为“民众起义”或者“民众叛乱”。近年，台湾学者借用西方社会史学者的观点，提出“集体行动”说，不再强调其对于政府的“叛乱”，而且明确指正，其并不以推翻政府为目的。本文在其基础上提出，社会转型期不同利益诉求与国家异化是造成“民变”的根本原因。其是否有推翻政权之目的，亦由国家政权异化程度所决定。 [关键词] “民变” 群体事件 社会转型 利益集团 国家异化 关于晚明时代“民变”问题的研究，多年前我曾有幸拜读日本学者谷川道雄和森正夫先生的著作《中国民众叛乱史》4，“明末~清”他们称之为“民众叛乱”，这其实就是“民变”的衍义，依然是从明朝政府立场而定义的说法。所以他的著作中所开列的事件，包括了晚明到清的城市“民变”事件和乡村反赋役的动乱。日本学者夫马进以杭州为个案，对晚明杭州城市改革和“民变”进行了较为深入的研究。他认为“第一点就是民众对于那些阻碍改革的精英和官僚的痛恨，这也是通民众在叛乱中攻击这些人和富商住宅的动机。第二点原因，就是要求政府允许民众能由地行动，这在叛乱中表现为摧毁巡警发和街门，这两者对于杭州的市民而言是对他们进行限制的工具。”不这，这里所谓的“精英”其实是地方权势者。这个时期西方的一些学者虽然仍普遍认为晚明的城市“民变”是民众“起义”，但是他们也认识到有的事件“是士绅和城市居民联合反对强权的一个很好的例证。”“因为他们在这时都遭受到高额税收压迫的痛苦。”他们引用了Hucker:Su-chou and the Agents of Wei Chung-hsien的论点，指出参加“民变”的人当中，颜佩韦是一个富商的儿子，杨念如本人即是纺织品商人。这些研究虽然从城市群体和城市人口变化等方面对晚明城市“民变”进行了更为深入的研究，但是总的视角依然是将其定义为“民众起义”。 近年来明清“民变”问题重新引起学界的重视。与前不同之处，是今日学者们，对于晚明“民变”的性质有了不同认识。 台湾学者巫仁恕教授首先借用了西方社会史学者Charles Tilly所使用的名称，将其定义为“集体行动”（collective action），并先后发表了两篇相关论文，其后又完成了相关研究专著，是迄今为止对于晚明“民变”研究较为深入的学者。但是西方学者与台湾学者对于阶级斗争的认识，与我们以往的研究有很大不同。因此在对于这一社会现象的研究中，所持观点也不尽同。 晚明时代是中国历史上“民变”最为多发的时期。“民变”是当时官方的说法，虽不尽同于农民的造反，其意义相仿，即民众发生事变。以往我们将此归纳入晚明阶级斗争的范畴，并由此而认定当时全国范围内阶级斗争激化，明朝统治已近崩溃。今日我们对此已有不同的认识，而且将此类事件定义为“社会群体事件”。这与西方社会史学者“集体行动”的观点基本相同，但是对于引发这种社会事件的起因看法则不尽相同。一些西方学者认为：“其实在很多城市群众集体行动事件中，一般人民不但对政府未有明显的政治意识或政治权力的诉求，而且当时人民与统治者还存在的一种如英国史家Erie J. Hobsbawm所说的‘共栖关系’与“正统主义”（Legitimism）。”我们则认为晚明“民变”的发生是国家政权与权力发生异化的结果。 其实“社会群体事件”的多发，是社会转型时期难以避免的事情，随着社会转型而形成的新的利益格局要求国家政策进行调整，以适应新的利益分配格局。但是任何政策的调整，都只能在新的利益格局发生变化之后，而很难在格局发生变化之前，尤其是社会转型利益关系发生快速变化的时期。但是如果政策不能随着新的利益格局变化，或者不能保护大多数人利益的时候，就会引发社会矛盾激化，并发生群体性强力事件。 因此，我们认为晚明“社会群体事件”发生的根本原因，乃是当时国家政权一定程度上发生了异化。晚明“民变”是国家政权与权力异化引发的结果。 一、 由于事出于利益格局的变化，一般来说，“社会群体事件”起初多为经济因素所致，但是随着事件的发展，利益背后的政治因素逐渐显露出来，此类事件也便由最初相对较为单纯的经济起因，发展而为民众对于政府政策不满的政治起因，进而发展成为一种社会心态，籍以发挥人心之不满，则已成为一时难以转变的社会问题。 以晚明松江府民抄董宦为例，民抄董宦事发之前，董氏家人已知民怨，而招打手百余护院，一时围观者骈集，不下万人，壅塞街道。待董氏家人抛砖撒粪以逐人众之时，平日含冤之民，乘机而起，外火方起，内火应之，而祖常、祖源之宅俱为烬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