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企改革历史方位的现实难题.docVIP

国企改革的历史方位与现实难题 国有企业几乎总在受批评：不赚钱以至亏损的时候，批评它经营不善，缺乏效率;赚了钱甚至赚很多，则批评它是“与民争利”，或者是国家在输送利益。如果它要做大，批评它是垄断;如果它做不大，则批评说国有企业没有竞争力。国有企业自己似乎也在抱怨：我们在做大做强，给国家积聚这么多的资产，缴了这么多的税，还总是受到舆论批评。“又要马儿跑得好，还要马儿少吃草。” 国企从哪里来？国企到哪里去？追踪溯源，有助于我们判断其所承担的历史任务。 国企面临的困难与种种误解，缘于经济体制的二元结构；国企改革的目标是从计划经济体制转向市场经济体制，建设现代企业制度。国企改革的任务是进行国有经济战略布局调整，实现公有制经济与市场的有机结合，这是中国企业改革的实质所在、特色所在、经验所在，也是难点所在。 从“国营”、“国有”到“国资”，主题词三次变化展示国企改革的历史趋势 国有企业，指国家的中央政府或地方政府投资参与控制的企业。在2000年前的中国，在《盐铁论》中就已经有论及国家对重要产业“建本抑末”的记述。 我国国有企业改革第一阶段是1978年12月至1992年9月，重点是放权让利。 改革之始，以党中央、国务院作出的历次重大决定为主要标志和动力，国有企业改革从深度和广度上不断推进。不久，国务院正式发布《关于进一步扩大国营工业企业自主权的暂行规定》，“松绑放权”行动开始全面落实。 经1984年10月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颁布《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到股份制改革正式试点，再到1986年国务院发文全面推行《厂长经理责任制》，这一阶段，在保持国家所有权的前提下，可以将企业的经营权下放给企业。 正是沿着这样的改革思路，国企开始探索多种形式的经营责任制。以首都钢铁公司为代表的承包经营责任制被大多数企业所认同和效仿，风靡一时。 邓小平南巡讲话后，国企改革进入制度创新和结构调整的第二阶段。1993年11月召开的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明确指出，国企改革的方向是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并且将现代企业制度概括为16个字：“产权清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从1994年起，2500多家企业按照现代企业制度的要求进行试点。 1995年9月，党的十四届五中全会提出要着眼于搞好整个国有经济，抓好大的，放活小的，即“抓大放小”。紧接着，是1998年到2000年国企改革脱困攻坚的3年战役。从当时的报道可见那时国企的惨淡面相：1998年，2/3以上国有企业亏损，在国家统计局工业司统计的5.8万户国有企业中，全部国有企业亏损额比上年同期增长23％，其中国有大中型企业增长30.4％。救国企于濒死，成为上个世纪末最为引人注目的话题。国企改革，对当时的政府来说，是“最难啃的骨头”。 从宏观和微观两个层面来考虑和实施国有企业改革的思路得到了我国最高决策部门的认可。1999年党的十五届四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国有企业改革和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明确了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并调整国有经济布局的战略指导思想，实际操作过程表现出的是国有经济从中小企业层面全面退出。 2003年，进入以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推动国企改革发展阶段，标志着国企改革第三阶段的启程。中央、省、市（地）三级国有资产监管机构相继组建，《企业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暂行条例》等法规规章相继出台。国资委的成立初步实现了出资人职能的一体化和集中化，隔开了其他政府部门对企业的直接干预。最重要的一点是，在政府的层面责任清晰了。 国有资产管理体制的创新，进一步激发了企业改革的活力。“兼并重组”、“整合”取代“拆分”、“消除垄断”成为国企改革的主题词。 国有资本逐步向关系国家安全和国民经济命脉的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诸如石油石化、电力、国防、通信、运输、冶金、机械等行业集中。一批长期亏损、资不抵债和资源枯竭的国有企业通过政策性关闭破产退出市场。很多民众对国企严重亏损的艰难记忆尚未消退，国企已经鹞子大翻身，以全新的面目出现在国人面前。 从“国营”到“国有”再到“国资”，企业属于国家的所有权没有变，变化的是越来越充分地走向市场。 经济改革、社会改革与国际竞争，是国企改革生存的三度空间 从纵深度看，国企改革作为整个经济体制改革的中心环节，受经济体制改革的影响。 国有企业改革不是单纯的企业改革，而是它生存环境的改革。从一定意义上讲，经济改革的一体化意味着各项改革之间的开放性、相互依赖性和联动性，一种经济体的变化势必会影响到国有企业改革的状况。比如，社会保障制度一旦出现了困难，便不可避免地波及企业股份制改革，使其陷入困境当中。企业改革往往牵涉中国大多数人口，其构成因素和变数之复杂，恐怕也是所有改革之最。中国经济改革在未来还会遇到哪些不可预期的风险因素，现在很难判定。显然，社会风险因素的增加，势必会给国有企业改革带来空前的变数。无论是社会保障机制、国有企业产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