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幸福指数概念.docVIP

国民幸福指数的概念 编辑本段意义 　　如果说GDP（国内生产总值）、GNP（国民生产总值）是衡量国富、民富的标准，那么 ?? 国民幸福指数 我们应该还需要一个衡量人的幸福快乐的标准。在国际社会，这个刚刚出现的标准叫GNH--Gross National Happiness(国民幸福总值)，不同的人对幸福感的理解和诠释不同，比如市民某某说：“幸福就是工资再高一点，晚上少加班。”而职业经理人某某认为：“最幸福的事情就是我要把公司做成一个世界品牌。”而专家认为，幸福感可以理解为满意感、快乐感和价值感的有机统一。 编辑本段国民幸福指数的提出 起源 　　国民幸福指数（GNH）最早20世纪70年代是由南亚的不丹王国的国王提出的，他认为“政策应该关注幸福，并应以实现幸福为目标”，人生“基本的问题是如何在物质生活（包括科学技术的种种好处）和精神生活之间保持平衡”。在这种执政理念的指导下，不丹创造性地提出了由政府善治、经济增长、文化发展和环境保护四级组成的“国民幸福总值”（GNH）指标。 　　如果说“生产总值”体现的是物质为本、生产为本的话，“幸福总值”体现的就是以人为本。世界银行主管南亚地区的副总裁、日本的西水美惠子对不丹的这一创举给予了高度评价。她说，完全受经济增长左右的政策往往使人陷入物欲的陷阱，难以自拔。几乎所有的国家都存在相同的问题，但是我们 ?? 不幸福的原因 决不能悲观。因为“世界上存在着惟一一个以物质和精神的富有作为国家经济发展政策之源，并取得成功的国家，这就是不丹王国。该国所讴歌的‘国民幸福总值’远远比国民生产总值重要得多。不丹在40年以前还处于没有货币的物物交换的经济状态之下。但是，它一直保持较高的经济增长率，现在已经超过印度等其他国家，在南亚各国中是国民平均收入最多的国家。在世界银行的排行榜中也大大超过了其他发展中国家成为第一位。尽管如此，去不丹旅游过的人都会异口同声地说，仿佛回到了自己心灵的故乡。不丹给我们地球人展示了许多高深莫测的东西。” 　　说到旅游，不丹不是“来者不拒，多多益善”，而是采取了一种限制规模的旅游发展模式，从来不在国际上搞大型的促销宣传。不丹限制入境旅游者的总数，实行“高质量、高价格、全包价”的做法。政府对旅游经营者制定了《工作手册》，对旅游者有《行为规范》。虽然不丹每年从旅游业获得的收入仅300万美元，但足以保持旅游业稳定发展，而对社会自然的影响则很小。 我国的国民幸福指数 　　类似GNH这样的尝试，在国际社会已经有多种，例如“绿色GDP”、联合国人类发展指标，英国的“国内发展指数”（MDP，该指数扣除了为抵消社会和环境成本而耗费的开支，考虑了长期的环境损毁和自然资本贬值，肯定了为确保谨慎投资和贸易平衡进行的一系列经济调整，反映了收入增加1英镑对穷人的意义要大于富人的事实，计入了家庭劳动的价值）等等。这些指标的创设，反映出单一GDP指标的局限性，也昭示着人类自身的新需要。中国的GNH(Gross National Happiness)　“现在很多地方政府都提出了幸福指数、群众满意度等新的评价指标，总的来看虽然有点简单，但这件事做起来总比不做强。”中科院院士程国栋在去年年初，就提出了一份《落实“以人为本”，核算“国民幸福指数”》的提案，建议国家组织有关部门研究制订一套“国民幸福指数”的评价体系。 　　2004年，中国人均GDP已经是1270美元。1980年以来，中国的GDP以年均9.3%的高速度增长，在东亚创造了新的经济奇迹。经济成就举世瞩目，而整体的人文发展情况却呈现出与GDP增长不协调的逆态势。2003年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造成的经济损失占当年GDP的15%，反映收入分配公平性的基尼系数超过0.4的社会失衡临界点。 　　根据荷兰Erasmus大学的RuutVeenhoven教授对中国3次幸福指数的调查，中国1990年国民幸福指数为6.64(1-10标度)，1995年上升到7.08，但2001年却下降到6.60。数据表明，即使经济持续快速增长也并不能保证国民幸福的持续增加。 编辑本段影响国民幸福指数的因素 主观幸福感与社会心理体系 　　对于人的主观幸福感的测量在20世纪60年代晚期到80年代中期，成为心理学的一个热点研究领域。心理学家对于主观幸福感的探讨更多地来自生活质量、心理健康和社会老年学三个学科领域。由于社会学家和经济学家加入幸福感研究的行列，幸福感的丰富内涵和表现形式得到了更多的揭示。 　　应该说，作为社会心理体系一个部分的幸福感，受到许多复杂因素的影响，主要包括：经济因素如就业状况、收入水平等；社会因素如教育程度、婚姻质量等；人口因素如性别、年龄等；文化因素如价值观念、传统习惯等；心理因素如民族性格、自尊程度、生活态度、个性特征、成就动机等；政治因素如民主权利、参与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