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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像与眼睛 重屏会棋图　（五代）周文矩　　《重屏会棋图》是描写帝王闲居燕乐的纪实之作。据史籍记载，南唐中主个性缓和而从容，与诸兄弟之间，情分深厚，相处和睦，又谦和下士，礼遇大臣，处处表现出儒者风范，他的形象也因此为人们所乐道。从这幅画看，中主端坐正中观棋，面庞丰满，细目微须，仪态气度确实出类拔萃。其余三人为中主之弟。虽然现在这幅画据考为宋人摹本，原作亦未必为周文矩所绘，但此画出于高手，且必有所依据无疑。本图设色古雅，与人物衣冠和室内陈设的简朴相协调。人物情态刻画细致，衣纹线描皆细劲曲折而略带顿挫，符合周文矩的人物画风格。周文矩，句容（今江苏句容）人，生卒年不详，活动于南唐中主、后主时期，工画佛道、人物、车马、屋木、山水，尤精仕女。这幅画之所以被称为《重屏会棋图》，是因为弈棋人物背后画有一榻及屏风，榻上摆设壶等器具，屏风上的人物画描绘白居易《偶眠》诗意，而屏风画人物之后又画有一山水屏风，由此造成一画三重棗画中之画还有画的特殊效果，故名“重屏图”。《重屏会棋图》是五代时重要的肖像画作品。不但在人物写真方面达到很高造诣，而且在空间处理上也表现出严谨的法度。观者可以注意到，画中对第三维深度空间的表现，一律采用与画面水平方向成45°角的斜线表示。就以围棋盘为例，每边有十九格的正方形棋盘在画中转变成锐角为四十五度的菱形。这样的处理在画中已成为一种规范，看来宋代界画中典型的空间处理模式在五代已经出现了。古诗四帖　（唐）张旭　《古诗四帖》属于狂草。狂草的前身是“连绵草”或“今草”，早在汉代就非常盛行，但将这种书体的艺术表现力推向极致者，当是唐代的张旭。狂草具有强烈的动感，篇幅大小能够直接影响激情的自由表达。一般来说，用狂草这种书体进行创作，篇幅不宜过小，过小就难以发挥它的优势。张旭深谙此理，毅然抛却前人“尺牍”格局，而以巨幅长卷形式书之，大开大阖，擒纵自如，好似老将驰骋沙场所向披靡，更似海面飓风骤起波澜壮阔，最大限度地凸现了狂草之“狂”！《古诗四帖》在前人基础上的创新，还体现于它的线条构筑。前人的狂草线条多以平动、绞转笔法完成，节奏感并不明显，而到张旭笔下，狂草线条的完成又加进了提按笔法，使节奏感大大增强，这与唐代楷书进入高峰期有关，也与张旭本人同时兼擅楷书有关，因为唐人楷书笔法正是以提按为主要特征的。其次，它的线条多逆锋起笔、中锋推进、浓墨匀吐，时而重若崩石，时而轻如蝉翼，曲直相间，攲正互生，自始至终含蓄圆畅，保持着一股刚健奔放的艺术激情。其三，线条与线条间的穿插，或疏或密，或实或虚，或仰或覆，或承或启，虽满纸烟云、豪放激越，但仍能给人以入规中矩、有条不紊之感。《古诗四帖》是盛唐之音的产物，更是张旭浪漫主义创作方式的产物。张旭为人倜傥放逸，不修边幅，且嗜酒如命，与李白、贺知章等号为“酒中八仙”。他常常在醉中作书，有时甚至以头濡墨，可见其癫狂达到何种程度。鲁班门下印　（现代）齐白石　　此印是齐白石的篆刻代表作之一。为白文汉印，更准确些说应该属于将军印的风格。一般汉印，以平方正直为主。将军印因为军中急用，仓促凿就，故称为“急就章”，所以每多敧斜之笔。此四字中带斜之笔，不下十余处。斜笔又忌单向，“门”字向右斜，“班”字中间则向左斜以求协调。因为急就凿成，只能用简练的刀法。这方印的确是用单刀刻成的，刀痕利落，其用刀的方向完全可以分辨出来。当平口两尖刀攻石时，同一刀痕，可以明显地分出两侧不同的形态。受刃面，自然是光洁平坦；入锋面因刀尖的造成明显的崩痕，因而显得凹凸斑驳。但这一路印风需要很好地把握火候，不然一味追求痛快，往往会显得含蓄的韵味不够。齐白石（1864－1957），原名纯芝，后改名璜，字濒生，号白石、寄萍老人等，湖南湘潭人。齐氏的生平，可作为苦学成长的典型。他出身清贫，幼年曾和王冕一样放过牛。后习木匠，这方印以及“大匠之门”等印，都是为纪念自己这一段生涯的。齐白石最可贵之处，在于对艺术执著的追求，他勇于创新，决不随俗俯仰。他的印初从浙派入手，也终于为印学辟一新境。如从工整与豪放、工笔与写意上言，他立志于后者，故其书、画、印、诗均以豪放为主格，纯任自然、天趣横溢。泼墨仙人图　（宋代）梁楷《泼墨仙人图》描绘的是一个袒胸露乳、放浪形骸又笑容可掬的仙人形象。衣袍以高度概括的阔笔泼写而成，豪放简逸，不拘细节。毛笔侧置，顺着衣袍的走势疾速的泼墨，可以鲜明地让观者感受到作者作画时那不可抑制的激情直泄无遗的情形。整个画面用笔劲爽，水墨苍劲淋漓，以墨块为主，只在人物面部、胸部粗略地勾写。人物极其夸张变形，头部以一个奇怪的上大下小的楔形圈出，五官几乎要挤在下部的一条线上，额头显得特别大，比例全失，眼睛细小而且倒垂，鼻子扁阔漫无边际，神态极为滑稽诙谐。仙人那形骸放浪、与世无争的神情也因此被极其生动地刻画出来，这也是作者豪放不羁、超凡脱俗的自我写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