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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乡共生式发展：从病态到常态 摘要：从“政治共信、经济共享、生态共荣、社会共识、文化共存”五个维度对“对称式互惠共生”这一城乡“常态”关系进行理论建构，可在“双向、合作与多元”的后工业化进程中实现社会正义理念的重构。 　　内容提要：“共生理论”作为一种重要的分析范式和认识论，为中国社会转型以及中国社会“二重性”等问题提供了一个新的观察视角。依据共生理论分析，“二元病态共生”是建国以来中国城乡关系的具体表征，主要包括计划经济时期的“寄生共生”、改革开放时期的“偏利共生”、后税费时期的“非对称式互惠共生”三种关系形态，并且这种“二元病态共生”的表达形态实质反映为对社会正义的缺失、偏离和违背。根据共生理论预设，“对称互惠共生”是共生系统的演化方向，对此，从“政治共信、经济共享、生态共荣、社会共识、文化共存”五个维度对“对称式互惠共生”这一城乡“常态”关系进行理论建构，可在“双向、合作与多元”的后工业化进程中实现社会正义理念的重构。 　　关键词：共生理论城乡二元性社会正义对称式互惠共生 　　共生理论： 观察中国社会转型的新视角 　　20 世纪80 年代末，学界先后提出了“转型社会、社会转型、转型中的中国社会”等一系列概念，旨在以此来把握中国内地的历史巨变。简单讲，“社会转型即是指社会从一种类型向另一种类型转变的过渡过程，是社会的结构性变革和整体性发展。” 当下中国已进入“加速发展的转型阶段”，社会转型有着自身的鲜明特点，这重点体现为中国社会转型的“双重性”或“二元性”秩序。 　　比如，从社会群体的划分来看，居民身份的“二元性”十分突出，一是乡村农民与城市市民的“户籍二元”，户籍制度是这种身份二重的“中国标志”，有学者就指出，“由于户籍制度的限制，农民工在城市经济所作的贡献与他们所获得的酬劳很不相称，在与城市市民交往中总是遭受到种种制度上的排斥和歧视。”另一则是进城务工人员的“身份二元”，有学者指出，“在目前这种由现代化中期向现代化后期复杂转型的过程中，并不是农民向市民的自然演化，而是出现了‘农民工’这一过渡性的‘兼具身份’，相对于纯粹的农民来说，他们是工人，但相对于城市居民而言，他们却又是农民”。这种身份的二重性使得他们在城市中的权益得不到有效保障，民工讨薪之类的利益纠纷问题屡见不鲜。再如，从区域发展的角度来看，又存在城市与乡村的二元结构，其主要体现为城市社会为一元、农村社会为另一元的城乡分隔和差异的状态。诚如刘祖云教授所言，“中国当下的城乡关系主要表现为一种城乡差距与城乡分离的二元性交叠结构，并且这种‘中心—边缘’的二元结构更有着空间和文化心理上双重性表达。” 可以说，中国社会的“二重性”问题已然成为我国社会经济发展转型的严重阻碍。 总之，中国作为一个典型的后发外生型国家，其现代化变革是在外来因素的激发下启动的，在传统因素尚未完全解体，而现代因素又未完善发育的情境下，现代因素对传统因素的冲击以及传统因素对外来因素的排斥，势必会引发一定的社会发展困境。因而，如何有效解决本土传统因素与外来现代因素的“共融、共契”问题，促成中国社会“从传统向现代”的顺利转型尤为关键。对此，“共生理论”作为一种重要的分析范式和认识论，为中国的社会转型以及中国社会“二重性”( 如城乡差距、城乡二元) 等一系列问题提供了一个新的观察视角和有力的解释性框架。 　病态共生： 中国城乡社会的“二元并存” 　　日本建筑大师黑川纪章在《新共生思想》中明确指出，“共生概念涉及到人与自然的共生、地域性与全球性的共生……城市与乡村的共生……等不同层次内容的共生。” 这充分显示出“城乡共生发展”的客观重要性。简单说，“共生理论”的基本观点是： 共生现象是共生单元之间的相互吸引合作、补充依赖； 共同进化、共同发展、共同适应是共生的深刻本质； 进化过程是在单元之间相互激励中合作进化，并可能产生新形态、结构、及能量； 共生反映了组织之间的一种相互依存关系，并且能使组织向更有生命力的方向演化； 共生关系在行为方式上，存在寄生、偏利共生、非对称互惠共生以及对称互惠共生四种关系。 具体到中国场域而言，“二元病态共生”可以说是建国以来中国城乡关系的具体表征，主要体现为“寄生共生、偏利共生、非对称式互惠共生”三种关系形态。 　　1． 计划经济时期： 寄生共生 　　“寄生”是一种特殊的共生关系形态，其特点在于能量由寄主向寄生者的单向流动，寄生者由此获得迅速的发展，而寄主的进化则遭到一定程度的制约。从行为方式上看，计划经济时期中国城市的工业发展实际上是以牺牲农业、农村以及农民的切身利益为代价的，主要体现为资源要素由“乡村( 寄主) ”向“城市( 寄生者) ”的“单向度”流失。这即是一种典型的“寄生共生”关系形态。 　　一方面，施行统购统销政策以提取乡村( 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