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对反腐倡廉的认识.docVIP

我对反腐倡廉的认识 ?????????????????????????????????????????????????????? ? 熊 川 ??? 纵观我国历史，腐败问题为历朝历代所重视，而腐败现象却是屡禁不止，“清官”之说，反映了腐败的普遍性。明太祖朱元璋对贪官污吏深恶痛绝，反腐败甚至到了贪官要剥皮的地步，更是设立了锦衣卫、东、西厂这些间谍机构来控制官员，然而明朝的官场之黑暗却也是历史之最。近代国民党政权，也可以说是亡于其内部的腐败。  “民可以使使之，不可以使知之。”历代统治者都尽量使用愚民政策，“民可愚之，不可使知之”成了所有统治者的共识。为了让老百姓不思考，可以想出种种办法。不仅如此，而且中国始终存在着与西方截然不同的法律文化，西方人认为“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中国人却认为“普天之下，莫非王土”，西方人提倡“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中国的儒家文化却认为“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西方人认为法的本质是公平正义，中国的政治家却习惯了“法即是刑”的理念。也就导致了：你的财产我分配，你不愿意我镇压  反映到法律宣传上，我们的法律宣传是这样的：“你不准干什么什么，否则，法律将对你如何如何”；而西方式法律宣传是这样的：“你有权干什么什么，如果别人侵犯了你的权力，你可依法对他如何如何”。  中国历史的国情，容易产生绝对的权利，而“绝对的权利导致绝对的腐败”。只有将权力置于有效的监督之下，才能最大限度的抑制腐败的产生。最有效的办法莫过于“三权分立”学说。  “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三生永远”凡事成三，才是事物的本来面目，这也是三权分立的思想基础。 可惜的是，道家的后来者在“一生二”上就止步了，由此衍生出的阴阳学说大盛其势，阴阳学说不可否认的是他是一部划时代的思想巨著，但它也派生出限制人们思维的二极思维观念。  对于二极思维观念来说，什么事非对即错。这也与孔子所言‘二必其一’有很大关系。在他们眼中，世界非黑即白，非对即错，其中不存在第三状态。但事实上，第三状态反而是大多数人的状态，大多数老百姓不是恶人，当然也成不了圣人。  二极思维观念形成的二元论显然也是抵制忏悔意识的，因为圣人认为自己绝对的善而自认为他不需要忏悔，即使“闯了祸”，也是“好心办坏事”。 　　同时，它完全否定“恶人”得救的可能性，他们认为对“恶人”只能“专政”。他们总是觉得自己在捍卫信念、坚持原则。但是，对于这些原则，别人可能完全不以为意。结果，思想上的争斗上升为残酷的屠杀，为了捍卫自认为正确的思想举起了刀。  汉高祖时期，延续秦朝的军权与内政分立的政治架构，丞相与太尉分治文武之事，御史大夫专管监察之事。这可能是最早的三权分立原则，虽然它与美国的三权分立原则不同。  后来大将军霍光专权，三权集中于一人之手，三权分工的制度不复存在。  三国时期曹操手下的官员陈群也曾重新恢复秦朝的三公九卿制，搞三权分立，无奈中国总有化神奇为腐朽的力量，这三权分立制总是实施不下去。 　　历史上，每当一个强势人物出现，总是先破坏三权分立制，进而导致自己的朝廷崩溃——无论这个强势人物是皇帝还是大臣。或许中国人骨子里都喜欢抓权，或许三权分立制就不适合中国国情，但是中国绝对不是喜欢腐败。  腐败是一种历史现象，从本质上说它是剥削制度、剥削阶级的产物。共产党和社会主义制度，是同任何腐败现象不相容的。但是由于剥削阶级思想意识的顽固性、执政党地位的特殊性、改革开放的复杂性、新旧体制转换中制度建设的滞后性等等复杂的原因，腐败现象一定程度上没能根除。但是我们党反腐败的决心是有的。  早在1931年１１月７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在江西瑞金成立时，反对贪污浪费就提上了临时中央政府的议事日程。党和苏维埃中央政府十分重视依靠群众的力量来克服政府中的不廉洁行为。１９３２年３月初，临时中央政府副主席项英在《红色中华》上发表了题为《反对浪费，严惩贪污》的文章，号召工农群众检举揭发，把各级政府中的贪污分子驱逐出苏维埃。１９３３年１月，《红色中华》专门出版了《检举运动专号》，以推动反贪污浪费运动的进一步深入。  毛泽东同志以他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的特有气魄和高度政治敏感，在治党建国的长期革命生涯中，始终对反腐倡廉，予以特别重视。早在革命战争时期，毛泽东同志就主张“奖励廉洁，禁绝贪污”，强调中国共产党作为无产阶级的先锋队，其宗旨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党从来没有自己的特殊利益，如果要说有什么特殊利益的话，那就是共产党员在政府的工作中应该是十分廉洁、不用私人、多做工作、少取报酬的模范。  改革开放之初，邓小平同志就告诫全党要防止新形势下出现的不正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