拉美哲学和社会科学的现状和发展趋势中国社会科学院科研局学部(精选).doc

拉美哲学和社会科学的现状和发展趋势 宋 霞 一、拉美的哲学和社会科学发展概况 从20世纪50年代一直到70年代早期，拉美各国大力推广公共大学体系，普遍开设了新的院系和新的学科，在大学内部引进和鼓励学术研究，向商业科学、研究与开发（主要由拉美的公共大学和相关的研究中心承担）转变。结果是更加集中于医药科学、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如90年代末委内瑞拉有80％以上攻读学位的学生是在社会科学学科，[1] 在墨西哥这一领域的毕业生人数也最多。 由于拉美各国的历史背景和发展现状存在差异，因此在社会科学领域也有很大不同，各学科和各类机构发展参差不齐。实际上，拉美各国对哲学社会科学的界定都不一样，有的国家还把社会传播（有时与信息/信息学结合在一起）包括在内。墨西哥统计年鉴全国大学和高等学院联合会的社会科学条目下还包括档案与图书馆、劳资关系、国际关系、旅游与销售，而在巴西，“社会科学”和“人类科学”或人文科学，实际上是同义语。在发展水平上，拉美各国也存在差异，各有特点。严格意义上说，拉美地区只有墨西哥、巴西和阿根廷等几个大国的社会科学体系真正确立了自己的地位，而且也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才得到确立。其他国家的社会科学体系发展则不完善。 由于一切关于社会科学的讨论都与学科有关，因此有必要考察一下拉美社会科学的学科发展状况。拉美社会科学的学科发展不平衡。传统上，拉美的科学主要是天主教牧师从事的，大学也是由宗教管理，教授文学、建筑学和美术，主要是经院派的。天主教对拉美来说一直是一个重要的意识形态因素，它也影响了拉美知识结构的发展。“天主教徒乐于选择的是文科学校提供的人文教育。”“在天主教徒毕业生中，毕业于特别训练技术人才和工商业人才学校的人数比例，以及毕业于一般培养中产阶级从业人员学校的人数比例，比新教徒的还要更低。”[2] 另外，拉美的大学形成较晚，而且一直由从事人文科学研究的学院派知识分子控制，因此历史上拉美的人文学科较发达，而科学和社会科学的发展较为薄弱。如在墨西哥、哥伦比亚和委内瑞拉，保守的土地拥有者精英们与天主教保持密切的联系，对科学持怀疑态度。直到19世纪末，拉美的商人、生产厂商、医生、律师和小土地所有者在阿根廷、墨西哥、巴西和其他国家掌权，这种状况才得到改变。他们反对宗教意识形态，采纳了实证主义，使实证主义运动席卷了整个拉美，并创造了一个新的对科学有利的环境。 实际上，拉美的哲学社会科学真正得到发展是在二战以后。尽管各学科之间的发展仍不平衡，水平也参差不齐，但拉美在社会科学的某些研究领域的成果还是很突出的。如拉美的经济学研究。二战以后参加拉美经济委员会的拉美著名经济学家提出的重要理论，不但影响了整个拉美地区，而且在国际上也有很大影响，如20世纪50年代以普雷维什为代表的拉美发展主义思想（也称结构主义或拉美经委会思想）。它主要包括三个部分的内容：即中心——外围体系论、贸易比价恶化论和外围工业化思想。发展主义思想很快对拉美各国政府产生了影响，并引导它们执行关税保护、促进进口替代工业化、增加基础设施投资、制定发展总规划和若干年度计划等一系列政策。再如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作为发展主义批评理论出现的依附理论。依附理论着重分析不发达的外围社会对发达的中心国家的依附关系。它由两大流派构成，一派是“马克思主义依附理论”，代表人物是新依附理论的特奥托尼奥·多斯桑托斯，超级剥削理论的鲁依·马里尼和依附性发展理论的费尔南多·卡多佐和恩索·法莱托；另一派是结构主义依附理论，主要由普雷维什的中心——外围理论、富尔塔多的二元结构论和奥斯瓦尔多·松克尔的支配——从属关系理论构成，这是拉美地区学者自己创造的理论。60年代结构主义学派中又产生出地区一体化、利用外国政府信贷和发展国内市场三大思想流派。20世纪70年代中期到80年代形成的新结构主义理论以批判新自由主义和更新结构主义理论为特征，主张促进工业发展和实现社会正义等。乌拉圭的爱德华多·加莱亚诺所著的《拉丁美洲被切开的血管》，是依附理论的通俗读本，影响广泛。作者自己说这是一本以爱情小说和海盗小说的方式来谈政治经济学的书。[3] 拉美的哲学经历了从实证主义到文化民族主义再到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形成的“拉丁美洲哲学”的发展道路。经济学领域的“依附理论”对拉美社会科学的各个领域影响很大，并波及到哲学领域，形成了强大的解放思潮。哲学领域里长期坚持哲学“美洲化”倾向的思想家提出了将哲学的民族性和哲学的普遍性有机结合的“拉丁美洲哲学”。这种立场鲜明、具有民族特色的哲学就是 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解放哲学”。主要代表人物有：墨西哥的莱奥波多·塞亚，秘鲁的弗朗西斯科·克萨达和阿根廷的恩里克·杜塞尔。其中塞亚最为著名，他的代表作有《觉悟的美洲》、《来自边缘与野蛮的话语》和《二十世纪末的思考：这是失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