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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尧：让中国藏学走向世界 　　他是“文革”后最早活跃于国际藏学舞台的中国人，在国际藏学和中国藏学之间搭建了沟通的桥梁；他的西藏古代史研究引入了古藏文文献，从而开辟了吐蕃历史研究的新时期。 　　他一生浸淫藏学，是我国著名藏学家、民族史学家、国务院参事。如今斯人已去，留下14部丛书工具书、27部专著、近200篇论文照耀后学。 　　2015年12月17日18时，著名藏学家王尧在北京去世，享年87岁。李克强、张高丽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敬送挽联；十一世班禅额尔德尼?确吉杰布发来唁电悼念；学界友人和弟子纷纷表达怀念之情。 　　二十世纪中国藏学最耀眼的一颗星星陨落了。 　　五十五年前，王尧只身北上，奉命到刚刚组建的中央民族学院（后更名为中央民族大学）学习藏文。从这一刻起，他的生命便与西藏联结在一起，密不可分。 　　北上西进 结缘藏学 　　1951年，在“中国藏学之父”于道泉的建议下，中央从各个高校抽调人才，组织开展藏文的训练。正在国立中央大学（南京大学）中文系读书的王尧奉调北上，到中央民族大学跟随于道泉学习藏文。 　　刚到中央民族大学的王尧，为“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关于和平解放西藏的十七条协议”的达成兴奋不已；对西藏政府代表的穿着打扮和全然不同的语言充满好奇。但他胸中依然茫然无绪，因为他对于西藏的仅有认识是小学教材中的“西藏地方”，知道那里有达赖和班禅，前藏是达赖，后藏是班禅，达赖亲印度，班禅亲汉。 　　王尧满怀报效祖国的热情，投身到藏文的学习中。在《我与藏学》一文中，王尧写道：“想到祖国的需要、西藏的需要，我们急于想早日学会藏语，早日承担起祖国交给自己的任务。”而在离开南京大学前，校长潘菽也语重心长地嘱咐他：“要参加到保卫国防、解放西藏的伟大斗争中去，是十分光荣的任务，是与抗美援朝同样光荣的。” 　　可是，当年仅13岁的十世班禅额尔德尼?确吉坚赞到中央民院做报告时，藏汉语言交流的困难，却让王尧如坐针毡―五分钟的演讲，翻译用了半个小时才诠释清楚。 　　王尧暗下决心，一定要学好藏文。 　　王尧的学习是从“嘎、卡，噶、阿”的拼读开始。先学口语，再习藏文，这是他的导师于道泉的观点。 　　于道泉是中国现代藏学的开山祖师，精通藏、蒙、满、英、法、德、匈、土耳其和世界语等多种语言，他广博的语言知识和宽容谦和的态度令王尧十分钦佩。从入校之初的谆谆教导到后来的耳提面命，于道泉的学术理念对王尧影响至深。 　　于道泉深知环境对于语言学习的深刻影响，他将藏语班的教学地点开设在班禅办事处后院，这里是北京藏语环境最好的地方，有机会跟藏族官员接触，向他们学习语言。 　　为了让学生在更好的语言环境下学习藏语，1952年，于道泉设法联系了四川康定贡嘎寺，让王尧等有机会到贡嘎寺学习、生活一年，而王尧也遇到了他学术生涯的第二位导师―贡嘎活佛。 　　贡噶活佛的慈祥和蔼很快打消了王尧初上雪山的惶恐和不安，他面带微笑地用温热的大手摸摸王尧的头说：“啊！你姓王，藏名就叫旺杰―旺堆杰伯。”说着还口中喃喃有词，念了几句咒语给他，送上祝福。 　　“旺杰”这个名字陪伴了王尧一生。多年后，想起贡嘎寺的生活，王尧依然萦怀。他用“非常快活”四个字来总结这段日子，“活佛高僧给我们上课；课下与僧人交流，交朋友。在不知不觉中，我们不仅学会了语言，而且了解了这种语言后的文化、习俗、宗教信仰等深层次的文化内涵。” 　　这一年，贡嘎活佛为他们讲授藏族经典《萨迦格言》。古典藏文作品让王尧如痴如醉，他便在随堂听讲之余，把它译成汉文，在《人民日报》上连载了两个多月，后结集出版。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18军进藏时，受到广大农奴群众的热烈欢迎。王尧也利用现有的藏语知识做了一些简单的群众宣传工作。他当时对于道泉先生的教导感同深受，即只有学好藏文，才能在藏族地区开展工作，把中央的政策、毛主席的关怀带到藏区去。 　　崭露头角 善开先河 　　1954年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开幕时，贡噶活佛担任藏文翻译处顾问，王尧作为学徒随侍左右，跟随贡噶活佛参与讨论包括《宪法》在内的五部大法的翻译事务，解决语词审定、决定译名、确立标准、选择方言等一系列问题。达赖喇嘛和班禅额尔德尼也在此时来京参会并在内地考察，返京时正值藏历新年。1955年2月23日，藏历木羊年正月初一，王尧亲历了毛泽东和达赖喇嘛、班禅额尔德尼在一起共度藏历新年的历史场景。 　　1956年，王尧在《中国语文》杂志发表了第一篇论文《藏语的声调》，通过引征例证明确了声调是书面语（也就是古代藏语）演变的结果。从此，这位聪慧的青年藏学家开始崭露头角。这篇论文受到著名语言学家王力的重视，在《汉语史稿》中加以征引，使王尧倍受鼓励。 　　除了于道泉和贡噶活佛，还有一位西藏活佛对王尧的学术生涯影响至巨，那就是西藏著名的东噶?洛桑赤列活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