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中西方历史观与历史人物.docVIP

20世纪中西方历史观与历史人物 中国：马克思主义史观、历史唯物主义——文明、全球史观 历史人物： 梁启超：新史学着眼于从理论上批判旧史。作者自称新史氏，倡言史界革命指出：历史者，叙述进化之现象也。他说的历史，按其意，当是历史撰述，亦即史家撰述中所反映出来的历史。历史撰述是叙述进化之现象，这实际上是指出了新史学之历史撰述的性质。以此为前提，作者给历史学确定了一个内涵，就是：进化者，往而不返者也，进化无极者也。凡学问之属于此类者，谓之历史学。质而言之，历史学当以进化论为指导思想，考察和叙述种种进化现象，这就是新史学的本质。梁启超具体指出中国之旧史有四蔽，一曰知有朝廷而不知有国家，二曰知有个人而不知有群体，三曰知有陈迹而不知有今务，四曰知有事实而不知有理想；缘此四蔽，复生二病，一是能铺叙而不能别裁，二是能因袭而不能创作；合此六弊，又有三恶果，即难读、难别择、无感触。梁启超虽也慷慨地把司马迁、杜佑、郑樵、司马光、袁枢、黄宗羲奉为中国史学上的六君子，但认为其余史家多碌碌无为，因人成事，《二十四史》不过是二十四姓的家谱，是地球上空前绝后之一大相斫书，所有的本纪、列传只是无数之墓志铭的乱堆错落，汗牛充栋之史书，皆如蜡人院之偶像等等，其所否定，可谓淋漓尽致，颇有不容分辩之势。这个观点是胡先生在五·四时期提出来的，并对中国的文史研究产生了一定的影响，特别是对新文化运动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为人们提供了一种全新的研究问题、解决问题的思路。“大胆假设”是要人们打破旧有观念的束缚，挣破旧有思想的牢笼，大胆创新，对未解决的问题提出新的假设或解决的可能；“小心求证”即是要求人们不能停在假设或可能的路上，而要进行证明，小心的证明则是一种严谨求实的态度，在证明过程中不能捏造事实，不能按自己的意愿去改变事实，更不能用道听途说的东西去充当事实，而是要尊重事实，尊重证据，不能有半点马虎，千万要“小心”。 “大胆假设，小心求证”，正是求新的精神和求实的态度的结合。虽这一观点在六十年代遭到大陆学者的严厉批判，说是唯心主义，不符合马克思主义的经典理论，但这在实际求知和现实生活中却有很大的作用，而且我们现在的很多做法都有意识或无意识的采用这种观点。顾颉刚受胡适在新文化运动中倡导的“整理国故”思想的影响，从20世纪20年代起即从事中国历史和古代文献典籍的研究和辨伪工作。主张用历史演进的观念和大胆疑古的精神顾颉刚在其研究中提出了“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的观点，认为时代越后传说的古史期越长，周代时最古的是禹，到孔子时有尧、舜，到战国时有黄帝、神农，到秦朝有三皇，汉代以后有盘古，古史系统的形成，主要出于战国到西汉的儒家之手。他以疑古辨伪的态度考察了孔子与六经的关系，指出孔子的“正乐”与社会上没有关系，批评梁启超把孔子说得太完美；断定六经决非孔子“托古”的著作，六经没有太大的信史价值，也无哲理和政论的价值；否定了儒家利用六经（尤其是利用《尚书》）编成的整个古史系统。又提出，必须打破中国古代民族只有一个、地域向来一统的观念，以及古史人化、古代是黄金时代等观念。这些观点今天看来虽不尽正确，但在当时却具有反封建、反对经学偶像的意义。求真实、供鉴戒之史学思想，其根柢亦在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吸收外来之学，要有自由之思想；不忘本来民族之地位，应有独立精神。可见‘吸收’与‘不忘’两方面正是独立精神、自由思想的体现。中国历史典籍浩如烟海，常使初学者不得其门而入对于“大历史观”，有学者将其归纳为两种切入历史的取径：一种系以宏观历史之思，从历史的纵横总体联系上把握微观的历史研究对象，即“把握”是宏观的，研究仍是微观的。另一种强调从较长的时段来观察历史，注重历史的结构性变动和长期发展趋势。在黄仁宇“大历史”的范畴内，分析因果关系及其历史的合理性是主要的，对其他细端末节，不过分重视，甚至每个历史人物的贤愚得失，都认作次要。对此，他解释说：“纵使事实之衍化对我们个人不能如意，或者在短时看来为荒谬不合理，可是把这些情事前后连贯，又从超过人身经验的角度看去，则它们有其意义。”他比喻大历史如同天文望远镜望太空，以几个世纪几个朝代进行比较归纳研究。如对于中国封建社会土地兼并和增税的认识。由于封建国家向全部编户齐民提出财政上的要求，基于这种财政上的考虑，中央政府就竭尽其力扶植无数的小自耕农。一到土地兼并盛行，政府的财源被阻塞，就引起政局不稳甚至朝代倾覆，而小自耕农更是入不敷出，痛苦万状。增税也总是让百姓怨声载道。因此，从古至今，反对兼并和增税之声，不绝于耳，均视其为祸源。降低税收、与民休息也总是作为历史上治世的一个重要特征。但有了数千年历史的纵深，黄仁宇指出：“既不兼并由私人组织，又不增税让政府组织，只好让所有服务性质的事业都没有人做。其平等的悲剧，也就是长时期有系统地在历史上制造全面贫困。”黄仁宇“大历史”还有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