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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数量指标对“政绩工程”及其影响因素的研究 　　1.引言 　　在我国，地方政府追求“大型工程”、“第一个”工程、“过度投资”的现象屡见不鲜。这些工程或投资一方面增加了地方投资、扩大了就业机会，但另一方面也造成资源的过度和不合理配置。很多学者指出，导致地方“过度投资”的一个主要原因是政府官员的提拔制度和考核指标，官员可以通过工程建设向上级部门展示绩效（周雪光，2005；Robinsonand Torvik, 2006）。我国总体而言，这种过度投资的现状如何?各省份之间存在哪些差异? 　　哪些因素会影响官员的“过度投资”行为?本文集中对一种特殊的基础设施建设工程——大坝建设进行分析，应用微观计量方法，对以上问题做出解答。 　　文献中此类研究多被归类为“政府决策的非经济效率性”分析。以往的学者对于政府决策的非效率性多集中在政府资源配置、政府政策制定等方面，对于政府公共投资的非效率性多通过成本效益方法对单个工程分别进行分析。但由于大型工程普遍存在“超预算”的现象，单独的个案分析很难准确描述出政府决策的“过度投资行为”。大坝工程为该方面的计量分析提供了便利：一方面大坝规模有着很明晰的衡量特征：大坝高度、宽度、水库容量、装机容量等，这使得不同大坝之间有相对可比性，能利用大量的大坝数据进行分析；另一方面，由于大坝对于地方政府来说是相对较大的基础设施工程，这对于分析大型基础设施决策与相应的经济、社会、政治因素的关系提供了可能性。 　　经济学认为：官员或者部门主导的公共决策都受相应的激励机制的影响，这在自下而上的系统中，体现为选民投票结果；而在自上而下的系统中，多体现为官员的任命或升迁。 　　在我国，尽管存在一系列官员绩效考核指标对官员进行评估，但由于考核指标系统的不完善、信息不对称等因素，地方还普遍存在为追求绩效而进行重复投资或者过度投资的现象，更严重的是出现了所谓“政绩工程”和“形象工程”等。一些学者将我国官员追求政绩工程的原因归结为:1、当前的干部晋升机制需要固定资产投资、工程项目上马；2、上下级信息不对称驱使官员以“资源密集型”工程发出政绩信号;3、同级政府官员的竞争使得地方官员需要依靠一些“独特”、“唯一”的工程来展示政绩(周雪光，2005；尚虎平，2007)。 　　本文中我们利用大坝的微观数据对以上的推论进行检验，尤其集中在大坝过度投资与信息透明程度、经济发展水平、同级政府竞争程度、所有制类型等的相关关系上。在具体数据分析中，我们使用了国际大坝协会(ICOLD)全球所有在册大坝信息。国内和国际数据的对比表明：中国的大坝高度很明显地呈现出小尾数现象，即高度个位数多为 0-5 的小尾数。由于大坝的高度多是由地理地质状况、工程设计等科学因素决定的，这种与国际平均水平相异的小尾数聚集现象反映出了大坝高度决策中的扭曲，尤其是人为因素导致的尾数分布扭曲。从国际平均水平看，大坝高度的尾数应该在 0-9 之间呈现一定分布，但中国大坝高度数据的小尾数集中分布表明，相对于一个小十位数大个位数高度（如 48 或 49 米）而言，大十位数小个位数大坝（如 50 或者 51 米）的数量更多。这可以被解释为决策者在大坝高度决策中，除了参考科学因素所决定的大坝相对高度外，更倾向于建设较高的大坝。 　　本文通过对这种数字扭曲现象的分析得出的结论是:越旧的大坝、商业目的越弱的水电坝、所有制归属权为地方的大坝，其数字扭曲的程度越严重。此外，地方媒体越不发达、本省内基础设施竞争越强的地方，出现大坝小尾数聚集的现象越明显。这些结果都与官员因绩效而进行“过度投资”的理论和实际案例分析一致。本文的研究对官员“过度投资”的行为分析，有助于我们理解中国官员激励机制、官员应对政绩考核的行为，并为制定一些控制“政绩工程”行为的政策有着指导意义。 　　2.官员激励与基础设施建设 　　文献中已经达成一种共识，即：官员的行为都是受相应的激励机制所引导的(Gibbons,1998; Maskin, 2004)。这里的激励机制既包括短期内官员的选民满意度，也包括中长期官员的被选举概率、官员的被提拔概率、官员政治生涯的总的效益指标等(Besley and Case,1995; Dewatripont el al,1999; Gersbach,2004;Alesina and Tabellini,2007;2008)。当然，这些具体激励指标的设定会受当地特定的经济、政治和社会背景影响。在西方自下而上的系统中，官员需要根据当地经济社会的特点，做出相应的最大化选民投票率的决策；而在我国，由于官员同时会受到上级和当地居民评估的约束，所以他们所面临的激励机制相对较复杂一些。 　　目前已经有很多文献对官员激励机制或者官员升迁制度进行分析，得出的结论是：经济增长、官员关系网络等对于官员升迁起着重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