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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商式亲密关系：独生子女父母对家庭关系和孝道的期待 2014年07月16日 09:51来源：《开放时代》 作者：钟晓慧 何式凝 【内容提要】近年来在中国城市中，许多父母为独生子女出资购房。舆论及学者将此称为“啃老”，担心家庭关系功利化、孝道衰落。本文对此持不同看法。通过2010～2011年对广州22个家庭作深度访谈后发现，父母们不认为自己是“被啃”的受害者；相反，他们是购房的主动发起者或积极参与者。文章以“亲密关系”和“个体化”为理论视角，揭示父母积极购房的动机，并分析当代中国代际关系。首先，父母们是为了与成年子女建立协商式的亲密关系。这种关系涉及金钱、感情和集体决策三种要素，与西方强调倾诉和表达的“纯粹关系”不同。中国案例不仅扩展西方主义对“亲密关系”的定义，也重新理解以往研究中，中国家庭经济活动与感情交流二元对立的关系。其次，这反映了在中国个体化进程中，这一代父母既获得自由，又感知到风险。他们积极构建新的家庭关系，是一种重新嵌入社会的努力。 【关键词】家庭 亲密关系 金钱与感情 孝道 独生子女 父母 一、导言 近年来，越来越多的父母为他们的成年独生子女在城市中购买住房（Li Zheng， 2007； Yan， 2011a； Li， 2008；马春华等，2011），家庭内部的资源如金钱等，从原来的向上流动逐渐转变为向下流动（沈奕斐， 2010； 康岚， 2009），流行的说法是年轻人在“啃老”或者父母们在“被啃”。怎样理解这种现象出现的原因，以及评价对家庭代际关系的意义？相关的研究文献在两个方面出现了分歧与争论。　　 （一）现代化进程的中国父母：单一而极端化的受害者形象　　 第一个方面涉及家庭关系与孝道的担忧，主要分歧在于，成年子女是否变得更加功利，中国父母成为现代化进程的受害者。“孝道”被认为是维系中国家庭关系的核心价值和指导家庭生活的行为原则（Ikels， 2004； Whyte， 1997）；而孝道危机则一直是许多学者观察重点。郭于华（2001）在河北农村发现，老人因缺乏子女照顾而自杀。阎云翔（Yan， 2003， 2009）的黑龙江乡村调研发现，家庭中子女的地位在提高，父母的权威在下降。年青一代追求个人权利与幸福，常常忽视赡养老人责任。极端例子包括老人遭子女谩骂、被赶出家门甚至遭到虐待。他还观察到，上海有些年青人“榨取父母的存款”①，为自己置办嫁妆和购置新房。他认为这是不道德的行为，父母也由于为解决子女住房问题动用大笔存款，给晚年生活埋下隐患。对孝道危机的这些研究，突出了父母一代的受害者形象。这些研究者相信，中国社会已呈现个体化特征，家庭关系日趋工具化，年轻人变得利己而忽视孝道，父母则是家庭关系转变中的受害者，被动承受个体化进程带来的后果。　　但是，最近一些学者观察到，所谓的受害者形象与实际情况不相符（Thogersen Ni， 2010； Boermel， 2006； Zhang， 2005）。在他们看来，中国父母的形象要积极得多，既能够与子女保持情感和沟通（Evans， 2010），也有追求独立自由的一面（Zhang， 2004；Logan Bian， 1999）。例如，曹诗弟和泥安儒（Thogersen Ni， 2010）在2001年对山东老人做的问卷调查，以及在2004～2006年做的深度访谈发现，老年父母同样追求解放、自由和方便。老年父母们既希望与子女保持紧密的情感联系，也希望有相对独立的个人生活，不受多代合住的约束。他们认为，子女不惹父母生气，尊重老年人的想法、兴趣和习惯，不干涉父母的生活同样是子女孝顺的表现。社会地位和经济条件较好的农村父母尤其如此。这一研究挑战了将父母视为弱势群体的单一理解。　　后面一种研究提示我们，将中国父母不分差别地理解为弱势受害者，会导致相关研究集中关注农村的贫穷老人，忽略了中老年父母的多样性形态。在讨论独生子女家庭关系以及父母们面临的养老危机文献中，同样由于缺乏对父母形象多样化的理解，很少研究关注独生子女父母对家庭关系和孝道的期待是否发生变化，是否采用积极策略去应对家庭关系的转变。　　 （二）中国家庭关系的变化：金钱与感情二元对立和分割　　 第二个方面涉及家庭关系中，金钱与感情的相互关系，具体又包含三种理解。第一种理解是传统的“经济合作社模式”②（the corporate model）。即理性的家庭成员互相合作，以便争取经济利益最大化。同时，感情沟通对保持良好家庭关系既不相关也非常缺乏，努力工作、相互帮助才是关键（Potter， 1990）。　　 第二种理解则认为，过去十年现代化进程中，中国家庭关系出现与西方工业社会类似的情感转向（intimate turn），或者出现浪漫的革命（the romantic revolution） （Evans， 2010； Ya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