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典意象论.doc

中国古典意象论 30年代，我国新诗运动中的许多著名作家，都曾大谈“意象”对于诗歌创作的重要性。例如艾青的《诗论》，就专有“意象、象征……”一节，用很多篇幅论述这一问题。书中对“意象”作如是说： 意象是从感觉到感觉的一些蜕化； 意象是诗人从感觉向他所采取的材料的拥抱，是诗人使人唤醒感官向题材的迫近。1 在当时我国新诗作家们所说的意象，都被普遍地认为是一个舶来品，是本世纪初到20年代意象主义(imagism)运动在西方兴起后的产物。由于image这个词，在英语中具有“肖像”、“形象”、“写生”、“意象”等等多种的含义，因此，当时的翻译名称也是各种各样的，例如梅光迪把imagism译作“形象主义”，2梁实秋把它译成“影像主义”3等等。但比较流行的译法是“意象”。国内学者谈到“意象”往往就离不开“image”，认为是从西方输进来的。闻一多先生在《说鱼》4一文中说：“《易》中的象与《诗》中的兴……本是一回事，所以后世批评家也称《诗》中的兴为‘兴象’。西洋人所谓意象，象征，都是同类的东西，而用中国术语说来，实在都是隐。”朱光潜先生1948年出版的《诗论》中，也认为“意象”一词来自西方，是英语image的译名。这些可以说是很有代表性的。 国外的学者们，主要是一些外籍华人，在他们过去所写的一些学术著作中，凡涉及意象的，往往也不假思索地视之为意象主义的产物，这就不足怪了。 西方在本世纪初兴起的意象主义运动，传人中国是二三十年代的事，在那时颇热闹了一阵。后来也就逐渐趋于沉寂了。从那时到现在已经半个世纪过去了，而随着我国闭关锁国多年后开始对外开放政策的实行，近年来国内诗学界和批评界又有很多文章再一次大谈意象以及意象美；“意象”一词，又重新风靡一时，但大多仍把它视为舶来品。 这，真可以说是一个历史的误会! 其实，关于“意象”的理论，在我国的美学史上有着源远流长的历史；对于意象，我国的美学和文学理论批评史上有过很多的、以至精辟的论述。而且，即使西方从本世纪初兴起的意象主义运动，也曾从传统的中国文学，主要是古典诗歌中吸取过丰富的营养。在本世纪的20年代，也就是我国的“五四”运动前后，当我国由于革命文学的兴起，而对传统的文学开始进行必要的、然而带着形而上学观点进行彻底的批判时，西方在这时却掀起了一个学习和翻译中国古典诗歌的热潮。一时出版的汉诗英译著作竟有十余种之多。意象主义的“大师”或翻译中国文学的名家，如美国的艾滋拉·庞德(Ezra Pound)、英国的韦利(A．walev)等等都曾参与这一工作。他们在研究和翻译汉诗中仿佛发现了一个新大陆，一座五光十色、美不胜收的艺术宝苑，并一致对中国古典诗歌意象的丰富性、含蓄性、生动性，并具有鲜明的形象性和动态美赞叹不已，竞相折服。对中国古典诗歌意象的研究、翻译，在客观上促进了意象主义的发展，而意象主义的兴起，又推进了汉诗的英译艺术；用格莱汉姆(A．C．Craham)的话说，就是：“汉诗英译艺术是意象主义的副产品”5。这是说得完全符合实际的。因此，在谈到诗歌的意象问题时，我们虽然大可不必家有敝帚，视若珍宝，表现为国粹主义的态度，但也大可不必家有珍宝，视若敝帚，采取无视自己民族优秀传统的态度。 因此，本文想着重地论述一下我国美学史上有关意象理论的发生和发展，对这一问题做一些初步的史学的和理论的探讨，为进一步研究中西诗歌意象的同异提供一些资料和看法。至于西方关于意象问题的研究，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关于意象的论述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因此，本文在论述中虽偶有涉及，但不做具体的论述。 一、我国意象论的两个源头 在我国古代早期的典籍中，虽然不曾直接而明确地提出意象的概念来，但涉及意象问题的论述却有很长远的历史。意象论有两个历史的源头：《周易》和《庄子》。这两部书虽然并非文学著作，但它们对后世的美学和文学艺术理论的影响，却是很大的。 先说《周易》关于“意”与“象”的关系的论述。 我们知道，《周易》本来就是一部关于“象”的著作，其最根本的特点就是由变化多端的卦爻之“象”，来表现流动不居的现实的吉凶祸福。所谓“八卦以象告”，“《易》者，象也；象也者象也”，“是故《易》者象也”(《系辞下》)等等，都是说的这一点。它关于“意”、“象”关系的论述，散见在许多地方，特别集中地表现在《系辞上》的一段话中： 子日：“书不尽言，言不尽意。”然则圣人之意，其不可见乎?子日：“圣人立象以尽意，设卦以尽情伪，系辞焉以尽其言。”…… 这段话除了涉及“言”与“意”的关系之外，中心意思就是说“言”、“意”是不能完全表达的，可以由“象”来表达。从这里，就可以逻辑地推出一个结论：“象”比“言”“意”具有更丰富的表现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