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北大政治学概论考研笔记课件讲义创造性介入-新祥旭考研辅导班.doc

“创造性介入”讲的是一种新的积极态度，即在新世纪第二个十年到来之际，中国对国际事务要有更大参与的意识和手法。它要求中国的各个涉外部门和更大范围的中国公众，在坚持邓小平改革开放基本路线的同时，增强进取心和“下先手棋”，积极介入地区和全球事务，拿出更多的方案并提供更多的公共产品及援助，以使未来国际格局的演化和人类共同体的进步有中国的印记、操作及贡献；它也提醒我们对外政策的规划人和制订者，中国不能走西方列强称霸世界的老路，不能把我们的意志和方案强加于人，在积极参加国际事务的同时注意建设性斡旋和创造性思路，发掘和坚守东方文化和历史文明里“求同存异”、“和而不同”、“斗而不破”、“中庸大同”等成分，倡导并坚持“新安全观”、“新发展观”、“和谐世界观”等理念，谨慎恰当地处理与其他国家和国际社会的关系，审时度势、统筹兼顾地提升中国在世界舞台的形象与话语权。这种新的“创造性介入”立场，既不是对“韬光养晦”姿态及做法的抛弃，又绝非西式的干涉主义和强权政治，而是符合中国新的大国位置、国情国力和文化传统的新选择。这一立场，将伴随中国和平崛起的整个阶段，逐渐形成国际政治和外交舞台的中国风格。 “创造性介入”的要旨有三：（1）它判定世界总体的和平与发展的趋势没有变，我国持续壮大和加深对外依存的趋势没有变，以此认知作为鼓励中国外交“给力”的大背景；（2）它特别强调中国外交的引导性、主动性和建设性，把塑造于我有利、多数认可的国际规则和话语观念，力争在和平、合作和共赢的方式下解决纠纷，视为夯实“有所作为”方针的中心点；（3）它拒绝成为习惯思想和做法的囚徒，相反，“创造性介入”的特点在于，越是在困境和挑战面前，越重视有想象力的斡旋方式或巧妙想法，越要避免陷入强硬而简单的对抗解决方式。发生在新世纪前后的一些“创造性介入”外交实践，预示着中国外交更大作为与责任的时代，揭示出未来中外关系更加积极和良性互动的力量源泉。“创造性介入”肯定需要付出大量智慧与心血，看上去对外交人和政治家增添了成本和辛劳；但它也有好的回报，最重要的是拓展了于我有利的空间、使中国外交家能够扬长克短、大展身手，它将为人民、为国家创造更多的物质财富和更好的外部形象，彰显中华民族爱好和平、富有智慧的一面。 武力说：中国外交风格柔软低调细腻，很少勾连贯通武力，向来不同于老牌西方强国，后者强硬刚性、崇尚实力和武力速决。众所周知，近当代的国际关系史书中，充满弱肉强食、暴力血腥的欧美主宰故事。对比一下，在我们的传统文化精神里，虽然存在诸子百家，但有一种强大的主流倾向，即注重以理服人、道义至上，在对外交往上更是讲求耐心和慎用武力。即便是兵书讲兵法，中国古代多数军事家亦注重心战而不喜蛮力，《孙子兵法》中就说道：“圣人之用兵，戢而时动，不得已而用之”，亦曰“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有“上兵伐谋，其次伐交，其下攻城”的排序。这种精神渐已渗透积淀在中华民族的血液骨髓里，成为上至政治人物、下到平民百姓的认知。国内外有一些研究者指出，中国历史上不乏军事争夺与野蛮残杀的事件，中国对外军事扩张的证据并不缺乏，中国战略文化传统也含有强烈的现实主义气质，即使在当代世界大国里中国动用军队解决争议的数量与比率也绝非最低的一个，因而“中华民族是世界上最爱好和平的民族”的说法并不具有说服力。笔者认为，或者由于不够了解，或者出于偏见，这些批评夸大了中国历史上军事暴力的作用，尤其是过分渲染了所谓“战略文化”对于民族精神与个性的塑造力。实事求是地评估，不管哪一种“最”（最爱好和平或最崇尚武力），都显得结论太简单、思维太线性，无法解读中国波澜壮阔、复杂多样的历史，包括其间发生的各种内战、起义、镇压、外患、受辱、抵抗或自卫、进击、突破、停火、妥协、和平等事态，也无法揭示这个历史文化丰富悠久民族的性格符号，包括战争与和平观，抗暴与镇压观，正义与非法观，以及包含各种学术、文化、思想、哲学气质的诸子百家学说。抛开内战、革命和极“左”年代的特殊时期，中国当代外交，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的对外关系态势，一直遵守了邓小平奠立的新的时代、战略和国际大局观，始终遵循了和平、合作、协商、对话的精神，包括商务、军事、外交和民间的具体内容无不如此，重现了历史传统中“非攻”、“慎战”、“求势”、“中庸”的一支脉络。拿中国军队来讲，冷战结束以来的二十年间，凡是涉及对外行动，都表现为辅佐性的、援助性的、后勤性的和非战场交火性的“借用”，很少直接用于制暴、交火、弹压、正面战场之类的武装冲突，而且非常注重师出有名，努力符合国际规范。中国海军出征东非及索马里外海，强调的是防范海盗、护航商船；中国派出的维和军人和警察，更是联合国维持和平部队里多半执行后勤保障使命、纪律严明、功效卓著的一支；此番利比亚动乱导致中国空军和海军遣派战机和战舰进入地中海，目标仅仅是护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