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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讲 胡适 第一节 胡适的白话文理论 一、“文学革命全是文学工具的革命” “（1916年）从二月到三月，我的思想上起了一个根本的新觉悟。我曾彻底想过：一部中国文学史只是一部文字形式（工具）新陈代谢的历史，只是‘活文学’随时起来替代了‘死文学’的历史。文学的生命全靠能用一个时代的活的工具来表现一个时代的情感与思想。工具僵化了，必须另换新的，活的，这就是‘文学革命’。……我们可以说：历史上的‘文学革命’全是文学工具的革命。” 二、“死文字决不能产生活文学，若要造一种活的文学，必须有活的工具” 胡适刻意强调的有几点值得注意，其一，“死”、“活”的判断标准是相对的，过去文学中是“活”的文字，在今天的文学里则是“死”的，我们需要的是活在今后文学中的“活文字”；其二，笼统的讲文言白话的精华、糟粕之分，不仅提法含糊，而且容易造成文言白话的泾渭不分，不利于白话文革命的顺利进行，也不利于白话正宗地位的确立。 三、“居今日而言文学改良，当注重‘历史的文学观念’” 第二节 胡适的诗学思想 第二讲 鲁迅早年诗学思想 一、早年几篇诗学论文概况： 主要包括三篇介绍性的论文《摩罗诗力说》（《河南》第二、三号，1908年2、3月）、《文化偏至论》（《河南》第七号，1908年8月）、《破恶声论》（《河南》第八号，1908年12月），和一篇翻译文章《裴彖飞诗论》（《河南》第七号，1908年8月）。 二、关键词：“摩罗诗力” 留日期间鲁迅留下的若干文艺论文，若用关键词概括其共同精神，则“摩罗诗力”一语足可抵挡。这几篇雄文虽背景各不相同、立意各有侧重，但呼唤“精神界之战士”、改造旧文艺的思想一以贯之。其中“自由”、“内曜”、“撄人”、“强力”、“立人”诸语，参互成文，合而见义，抟塑出了一个个诗国撒旦形象，也传达出了鲁迅文艺思想的原质。 何谓“摩罗诗人”？ 在鲁迅心中，他们是这样的一群人：“凡立意在反抗，指归在动作，而为世所不甚愉悦者悉入之”；其言行、思维、品行“统于一宗：无不刚健不挠，抱诚守真；不取媚于群，以随顺旧俗；发为雄声，以起其国人之新生，而大其国于天下。” 何谓“摩罗诗力”？ 青年鲁迅认为，“要其大归，则趣于一：大都不为顺世和乐之音，动吭一呼，闻者兴起，争天拒俗，而精神复深感后世人心，绵延至于无已。” 合而言之，凡立意在反抗动作，具有抱诚守真、刚健质朴之风格，不媚时俗，以振起人心、谋求国民新生为指归的诗歌效力，就是“摩罗诗力”，凡具有这种精神气质的诗人就是“摩罗诗人”。 关于“摩罗诗力”的思想渊源 1.外在影响：“别求新声于异邦”的夫子自道。这些论文提到的若干欧洲近代浪漫诗人，“先前是怎样地使我激昂呵” ； 2.中国因素：“魏晋风度”之外，还有中国近世心学思想传统。这种思想主要由以下几股力量构成：从王阳明到李贽的宋明心学传统、从龚自珍到谭嗣同的近代启蒙思潮、章太炎的佛教唯识论及革命思想。 实际上，这些思想构成的广义心学传统，既是中国正统文化的“异端”，又与酝酿于西方的现代思想遥相呼应。远有魏晋文章的指引，近有近代反叛思想的推涌，外有欧西撒旦诗思的点化，摩罗诗学思想于焉合成。 三主要内容： 首先，鲁迅从整体上对中国文化的基本特征进行了概括：“中国之治，理想在不撄”。 “不撄”就是力守中庸之道，不偏不倚，就是不扰乱世道人心。原因何在？在于社会文化的一种合谋，即上下都要维持某种现状，上要“保位”，下欲“安生”， “不撄”之文化 “有人撄人，或有人得撄者，为帝大禁，其意在保位，使子孙王千万世，无有底止，故性解（Genius）之出，必竭全力死之；有人撄我，或有能撄人者，为民大禁，其意在安生，宁蜷伏堕落而恶进取。” “老子书五千语，要在不撄人心；以不撄人心故，则必先自致槁木之心，立无为之治；以无为之为化社会，而世即于太平。” “不撄”之诗学 “中国之诗，舜云言志；而后贤立说，乃云持人性情，三百之旨，无邪所蔽。夫既言志矣，何持之云？强以无邪，即非人志。许自繇于鞭策羁縻之下，殆此事乎？然厥后文章，乃果辗转不逾此界。” 歌功颂德之作自不待言，就是寄情山水之品，“亦多拘于无形之囹圄，不能舒两间之真美”。 更为可悲的是，愤世嫉俗的爱国诗人屈原，在“顾忌皆去”“抽写哀怨”之时，也只能做到“怼世俗之浑浊，颂己身之修能，怀疑自遂古之初，直至百物之琐末，放言无惮，为前人所不敢言”。人们听到的也只是怨而不怒的“芳菲凄恻之音”，而“反抗挑战，则终其篇未能见”，由于震撼人心的“伟美”之声终于没有出现，所以“感动后世，为力非强”。 鲁迅诗学的逻辑起点和历史起点 借助欧洲唯美主义文艺思想对文学的“本质”进行了重新阐释 ：“一切美术之本质，皆在使观听之人，为之兴感怡悦”，即文艺的功用是审美的而不是实用的。既然“其为效，益智不如史乘，诫人不如格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