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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费主义与精神成人 夏中义 抄袭丑闻频出，招生舞弊不断，校园成为争论焦点。制度缺陷还是价值迷失？谁在争夺文化净土？开学在即，夏中义带您播开迷雾，回归真正的大学。 　　王鲁湘：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西方国家为了进一步促进经济的发展，在政策宣传上提倡用未来的钱及时行乐和享受，就此建立在工业社会和自由市场经济基础上的消费主义应运而生，并在西方社会得到了广泛的认同，甚至成为了他们的主流价值观念。那么如今消费主义又是如何影响着我们中国人的价值观，它与中国的传统观念的冲撞又在哪里？该进行怎样的理性分析与正确引导？有关这些问题，我们非常荣幸地邀请到了上海交通大学人文学院文学研究所所长夏中义先生。 　　王鲁湘：我对夏先生的认识是从他对中国现代文学的研究开始的.夏先生是一个非常有责任感的中国当代知识分子，他对中国现代史上的很多的著名的知识分子，包括一些著名的文学思潮，曾经进行过一些理性的梳理，也进行过一些精神的诘问,是吧?那么很有意思的就是夏中义先生的这个做法一直被学术界认为是在中国的现代史中间进行一种精神的打捞，那么我想，您在中国的现代文化史上您在打捞什么？您想打捞到什么东西？ 　　夏中义：当王先生这么讲从中国的知识分子的精神里面想打捞什么的时候，我就想起我在2000年写了一本书叫《九谒先哲书》。我汲取了清华大学在1949年前人物学术史上的9个先贤，第一个是梁启超，第二个是王国维，第三个是陈寅恪，第四个是吴宓，第五个是胡适，第六个是闻一多，接着有冯友兰，最后一个是王瑶，我在这里做个解释，就是胡适出国是用了清华的出国的名额，所以我把他和清华归到了一类，这一类其实是1949年前清华学术史上的三代学者。 　　我看到中国百年人文学术的星火在这三代清华学人里边代代相承。我企图从里边打捞出一种一个中国的真正的人文学者何以可以在自己所选择的专业岗位上真正能够心安理得地把治学看成是自己生命的一种归宿。 　　王鲁湘：您曾经提出叫做以学为本。那么从这种打捞中间，其实您也有一种反观，一种反视，就是当下，您可能觉得当下的学人也许欠缺了我们在清华这三代学人之间代代传承的这样一种以学为本的这种基本的操守是吧？ 　　夏中义：我是不是可以这么说，就是说1949年到1992年之间，中国有太多的人文学者，不是把学术作为一个非常纯净的，最让你献身的那么一个领域去做，而总是把人文学说看成是另外一个东西的附庸。我觉得这样就把学术做得很不纯粹，就导致很多学人没办法在晚年的时候编全集。当他们打捞出自己在50、60年代所写的很多文章的时候，他们不能坦然地面对自己在历史上留下的痕迹，因为这样的文章充满了谎言，充满了一种违心之说。 　　那么1992年以后，中国学界又面临着另外一种冲击，这就是所有的著述立说都变成了要去拿一个什么项目、争取一个怎样的基金，填表的时间要比研究项目的时间要多得多。国家每年投入国家社科的基金的量是很大的，但是我们没有看到国家投入的量越大中国的人文学术的水准，无论从质还是从量上有更大的提升，这是一个非常令人深思的一个现象。 　　王鲁湘：那么是不是看到这种现象，你更为现在在校的大学生这一代人感到担忧，因为他们的老师的人文状态、精神状态并不令人敬仰，是不是？那么这是不是您开始从现代文化的这种人文精神的打捞，转到大学人文读本更多地关注当下在精神上需要成长的这一代人，是不是这种转向和这个有关系？ 　　夏中义：应该说有关系，但不是直接的，因为我2002年主编出版《大学人文读本》，是基于对1992年以来的市场经济成为合法化行为以后，痛感中国社会在经济方面的急剧转型，而导致的国人的精神境况出现了令人忧虑的地方。这一点在大学身上表达得非常鲜明，待会儿我会阐释这件事情。于是我就觉得我在学校里边应该扮演两重角色：一，应该是一个真正的纯粹的学者和教授。告诉同学，人文学术是一个可以让人文专业学子忠于献身的有价值的一个归宿。我可以用我自己的人格在这里清正这么一个历史学术传统的那么一种正当性乃至纯洁性。第二我又看到学子，18岁到22岁之间是他们的生命史上的一个独特的灵魂发育的季节。在这么一个季节里边，一个有责任的知识分子应该给他们提供有利于他们精神成长的优质思想资源，从这个角度讲我就做了和我的团队做了《大学人文读本》，希望为同学的精神成长提供优质资源。 　　人文学者为何要把治学当成自己生命的归宿，国人的精神状况出了什么问题？消费主义如何迷惑着我们?怎样的教育能引领灵魂走出迷路？ 　　夏中义：什么叫精神成人？首先是精神，其次是成人，我们对成人这个词做一点语法上的分析，成不是成熟的成，而是成长的成。成人不是一个偏正结构，不是一个成熟的人，而是成长为人，是动宾结构。那么什么叫大学生精神成人呢？ 　　我想说大学对大学生所肩负的责任是两项，一个是专业成才，一个就是精神成人，那么为什么要提出精神成人呢？是因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