终有一死——关于衰老与死亡,你必须知道的常识【2015年6月24日】.doc

终有一死 —— 关于衰老与死亡，你必须知道的常识 苗炜? 【一】 北京天气最好的那个下午，我去“北医”参加一本新书的发布会。那本书的作者是阿图·葛文德，书名叫Being Mortal，主办方预留了十分钟的时间讨论这个书名如何翻译。 [阿图·葛文德（Atul Gawande），白宫最年轻的健康政策顾问，影响奥巴马医改政策的关键人物。] 葛文德是美国的一位医生，经常在《纽约客》写文章，后来成为畅销书作家。他的前两本书《复杂》和《更好》，都已经有中文版，封面是一位白人医生戴着听诊器的胸膛，像“豪斯医生”或“实习医生格蕾”的剧照，书名叫“阿图医生第一季”、“阿图医生第二季”。中文版准确捕捉到了阿图·葛文德越来越流行的气质，而这本Being Mortal过于严肃。 几年前，葛文德医生的爸爸老葛文德先生（也是一位医生），被查出患有癌症，经过一番治疗，老葛文德去世，葛文德就以父亲就医、终老、入土的过程为素材，写就了这本Being Mortal，副标题是“医学及临终要事”，此书去年在美国一出版，就大受好评。引进国内，照直翻译，书名应该是“终有一死”或者“人之将死”，但这两个名字都太晦气，出版方一番商议，定了一个积极向上的名字——“向死而生”，副标题叫“在医疗的尽头，有些重要的事情你要知道”。 题目绕不开“死”字，我们知道，病人一到进入临终阶段，治疗方式的选择权往往已经不在病人的手上，家人拼命要延长病人的生命，可对于依赖呼吸机、插管的虚假生命及其对病人的折磨却缺少认识。葛文德医生这本书，简而言之，就是让病人和家属都对生死看开一些，让病人临死之前还能保证一定的生命质量。 发布会上，“北医”的王一方教授做了一番演讲。王老师说，全国的高校里一共有三位研究“死亡”的教授，其中一位前不久刚刚跳楼。一个人死了，周围人也就七嘴八舌议论两句，他的家人也未必有多么难过。 托尔斯泰的小说《伊凡·伊里奇之死》讲的就是这么个故事。回来之后，我找出《伊凡·伊里奇之死》，这篇小说讲的是伊里奇平凡的一生，娶妻生子，当个小官养家糊口，忽然患病。家人起初还很关照他，但慢慢的，没有人能和他“共情”，他的生命之火在衰竭，别人却要旺盛地活下去，要摆脱这个累赘，伊里奇将死未死之时，已经被这个世界抛弃。待他死后，他的同僚们不过要算计一下他留下的空缺将带来怎样的利益分配。对于我们这些在丛林社会中成长的读者来说，这个故事算不上残酷，我们有时候只是不愿意撕下那层虚假的温情伪装，实际上心里冷冰冰狠叨叨的。 王老师幽默豁达，说起“北医”的一次医疗纠纷，一位高级干部，好喝酒，一喝就喝两瓶茅台，犯了两回病都被抢救过来，第三次犯病，没救回来，死了。干部的儿子不依不饶，对着大夫们喊，“我从来没想过我爸爸会死”。王老师说，“你怎么会从没想过你爸爸会死呢？不管你是谁你爸爸是谁，你应该一直想着，你爸爸会死。” 是啊，不管你是谁你爸爸是谁，到最后，大家都Being Mortal。 【二】 那个发布会之后没多久，我就在《纽约客》上看到一篇文章，讲比利时的安乐死问题。不管是虚构还是非虚构，不管是写出来的作品还是没写出来只在心头激荡的作品，死亡都是一个巨大的主题。 故事的主角特罗耶女士，常年患有抑郁症，在她的日记中，她用颜色标记自己的情绪——做饭出了差错是“深灰”，男友太絮叨，情绪变为“黑”或“极黑”，当她做头发或骑上单车的时候，她的标记是“浅灰色”。 特罗耶女士从19岁开始就接受治疗，经历了好多位心理医生，不断讲述自己的童年故事，她本想当个历史学家，但威严的父亲让她学医，她最终的确以医学教师为业，但大多数时候又是病人。她23岁结婚，生有一儿一女，孩子们还很小的时候，她和丈夫离婚。两年后，前夫自杀。她独自带孩子长大，她发誓要尊重儿女的个性，但随着孩子长大，他们之间不可避免地产生矛盾。 特罗耶女士最快乐的时光是50出头，她有了新男友，变得容光焕发。她好像要从多年的阴郁中走出来，她的儿子汤姆生了孩子，特罗耶女士再度发誓要做一个好奶奶，那是2005年。 到2010年，特罗耶女士和男友关系破裂，她不再化妆，不再做头发，不再和朋友聚会，觉得自己又老又丑。她不知道为什么还要活着。儿子汤姆有了第二个孩子，埋怨母亲弃绝了他们的家庭生活，母子两个居住的地方相隔不过半小时车程，但他们不再来往。而特罗耶女士的女儿，是一位远在非洲工作的人权律师，她的成长阶段全被母亲抑郁症的阴影笼罩，所以她几乎从不与母亲联系。特罗耶女士的精神状态很不好，她长年的心理医生知道这一点，但除了倾听，医生也无能为力。 2011年夏天，特罗耶女士注意到另一位医生，Wim Distelmans，这位狄医生在布鲁塞尔自由大学任教，世称“杀人名医”，已经帮助上百位病人实施安乐死。2011年9月，特罗耶女士去狄医生的诊所“看病”，4个月后，她给孩子们发了一封电子邮件，说她已经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