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析朱元璋治国权术中的韩非思想.doc

简析朱元璋治国权术中的韩非思想 2011级历史四班 学号：2011030438 姓名： 冯景博 简析朱元璋治国权术中的韩非思想 韩非，法家思想之集大成者，其继承和发展先秦法家之学说并创造性的提出了“法、术、势”三者结合的治国理念，对后世影响深远。韩非在其著作《韩非子》阐述了其思想同申子、商君和慎到的区别。 在《韩非子·定法》篇中韩非用说申不害辅佐韩昭侯十七年，只教给君主用术来治国，韩国的大臣们都以为君主无时无刻都在注视着他们就都不敢作乱，但是“申不害不擅其法，不一其宪令，则奸多。”结果由于韩国新旧法律冲突导致“故万乘之劲韩，十七年而不至于霸王者。” 公孙鞅在秦国实行变法，确实做到了“赏厚而信，刑重而必。”但是他过于看中法的地位而忽略“术”，导致秦国的疆土没有实质性的扩大，而大臣们的封地和权利却逐渐扩大“故战胜，则大臣尊；益地，则私封立。主无术以知奸也。” 慎到用尧和夏桀来举例说“尧为匹夫，不能治三人;而桀为天子，能乱天下。”所以慎到得出“由此观之，贤智未足以服众，而势位足以拙贤者也”。 韩非在总结了前人的不足的基础上，对“法、术、势”做出了重新的解释他认为法律是臣下应该执行和遵守的条文，君主依靠规章对其进行赏罚“法者，宪令著于官府，刑罚必于民心，赏存乎慎法，而罚加乎奸令者也。”；术是君主用来控制臣下的方法，只能君主自己掌控“术者，因任而授官，遁名而责实，操杀生之柄，课群臣之能者也。”对于“势”道韩非借“法”的力量来说明慎到“自然之势”的不足，并提出了“人为之势”的观点，认为只有“法势”联合才可“抱法处势则治，背法去势则乱。 朱元璋，大明帝国的开国君主，明史称其“崛起布衣，奄奠海宇，西汉以后所未有也。”作为宋朝之后第一个也是最后一个汉族政权的建立者，洪武年间的诸多制度具有重要的研究意义。朱元璋一生虽未明确表明其受法家思想影响，但从严明刑律重典治世，诛功臣以保权术等举措来看无不同韩非思想相符。 自先秦以来，历代的统治者治国均为两手准备：一曰重法治二曰崇礼仪，明太祖更是其中典范。崇礼仪可倡教化，重法治可令禁止；作为维持社会秩序的有效工具，《唐律疏议·名例疏》中提到“德礼为政教之本，刑罚为政教之用”，礼法并举在明代亦有发展。但是，无论本用，都只是统治者为实现统治目标，即“保家天下子子孙孙无穷尽也”的前提条件而非最终目的。所以“礼法”皆为“术”，亦帝王统治治民御下之术。下文试用韩非之思想阐述明太祖之权术。 定法原则：明法与责实。 朱元璋出身贫苦，明史载“太祖时年十七，父母兄相继殁，贫不克葬······太祖孤无所依，乃入皇觉寺为僧。”其之所以能在元末群雄中杀出重围，和元顺帝“一决雌雄”并战而胜之，是因为他有感于元末朝政“纪纲不立，法度不行”而导致的“人心涣散”，同他争天下的群雄们“皆无礼法，不知驭下之道”而“一事无成”，并把他的成功归纳为“惟不嗜杀人，布信义，行节俭。” 在经历了元末的暴风骤雨后，明刑定法，重建秩序，制定一套行之有效的律法自然而然的成为了朱家王朝的首要任务；加之时处大宝初定，动乱未平（如明洪武、永乐年间的农民起义）,从龙之臣获封大量土地并日益嚣做,肆意妄为（据南炳文先生考证，明洪武四年，六国公二十八侯就拥有佃户三万八千一百九十四户,到洪武三十年，全国占地七顷以上的地主就有一万四千二百四十一户；）。太祖为开国之君，创业守成系于一身，更应全力为之。 明史载明初在制定律法上“丞相李善长等言，历史之律皆以汉九章为宗······今制宜遵唐书······”（在刑名上恢复了唐律以来的苔、杖、徒、流、死五刑体制）；《大明律》的编写“草创于吴元年，更定于洪武六年，整齐于二十三年，至三十年始颁示天下。” 朱元璋自己对于《大明律》的颁行的目的说“明礼以导民，定律以绳顽，刑著为令。” 韩非子在《南面》一文中论述君主治国应做到“明法和任下”；“人主使人臣虽有智慧，不得被法而专制······虽有忠信，不得释法而不禁。”“主道者，使人臣前言不复于后，后言不复于前，事虽有功，比伏其罪。”明法即彰明法度，令行禁止；任下即循名责实，建立秩序。用明确的刑法来惩戒顽民使他们不敢作乱，用建立好的秩序来安抚民众使其可以安居乐业，这样就可以维护统治的稳定。明祖之法同韩非讲的君主“面南”之术殊途同归。 刑法目的：明赏罚，掌权术 明祖定法的严苛是无可争议的，《明史·刑法志》中记载“太祖······刑用重典。”有记载的凌迟，枭首族诛案几千例，弃市以下则有一万多例。又为使民“知趋吉避凶之道”在洪武十八年到洪武二十年连续颁行了其亲手所写的《大诰》四篇，即《大诰》、《大诰续篇》、《大诰三编》、《大诰武臣》。关于《大诰》四篇的主要思想黄晓明先生和蒋新红女士均有论述，在这里作者想换个角度来看待《大诰》四篇，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