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安事变张学良的主角地位不容置疑.doc

·张学良与西安事变学术研讨会交流论文· 西安事变：张学良的主角地位不容置疑 蒋文祥 张学良是西安事变主角原本不是问题。可是杨天石先生在《炎黄春秋》发表文章认为依据档案应改变多年的说法，事变的主角不是张学良而是杨虎城，[1] 问题就来了。其后，杨虎城之孙杨瀚在《杨虎城与西安事变》中提出，西安事变真正的主角是杨虎城，只不过名义上是张学良，问题变大了。原本不是问题的问题竟然成了问题，看来这个问题不可不辨——张学良的主角地位不容置疑。 一、“杨虎城是西安事变主角”论者一个最重要的理由，是事变之前杨虎城力劝张学良“软说不行就硬干”。然而蒋介石却一语道破：“此事最出人意料之外的一点，就是其主动者，实是张学良本身，而首先提出此一劫持主张者，则为杨虎城。” 据杨虎城机要秘书王菊人回忆，正是杨虎城建议张学良“软说不行就硬干”!1936年下半年，张、杨有次见面谈到捉蒋、联共的问题，张突然问杨，怎样才能达到我们抗日的目的呢? 杨说，先要停止内战。张说，我同蒋谈过好几次停止内战的事，蒋的态度很坚决。蒋说，等我死了以后，你再不去剿共好了。于是，杨虎城乘机向张学良建议：咱们要“软说不行就硬干。”[2] 张沉思了一下说，这个办法好，刚柔相济，刚柔并用。 与王菊人回忆基本一致的还有张学良本人早期的谈话和记述。张在事变第二天对西北“剿总”总部人员讲话说明事变经过时，其中说到这样两句话：“杨主任态度很坚决，问我你干不干? 你不干，我自己行动，…… 我要干了!”[3] 张在1956年12月奉蒋之命撰写的《西安事变反省录》中也说到这件事：“迨良从洛阳返来，心情十分懊丧，对杨谈及蒋公难以容纳余等之意见。谈时良对蒋公发有怨言，并问计于杨，彼有何高策，可以停止内战，敦促蒋公领导实行抗日之目的。杨反问良，是否真有抗日决心? 良誓志以对。杨遂言待蒋公来西安，余等可行挟天子以令诸侯之故事。”[4] 蒋介石在1937年2月发表的《西安半月记》中也说得很清楚：12月14日，“下午4时命杨虎城来见，余此时始知杨虎城对陕变确亦预谋。”[5] 12月15日，“夜张又来见……又告余，此次之事，杨虎城实早已欲发动，催促再四，但彼踌躇未允，谁知10日来临潼，亲自训斥，刺激太深，故遂同意发难。”[6] 蒋在1957年发表的《苏俄在中国》一书中则说得更加明确，他一语道破：“此事最出人意料之外的一点，就是其主动者，实是张学良本身，而首先提出此一劫持主张者，则为杨虎城。”[7] 张学良晚年在接见日本广播协会NHK电视台记者谈话时，当记者问到“你同蒋在感情上关系很好，但似乎政见不同”时，张说：这很简单。蒋主张“安内攘外”，我主张“攘外安内”。记者又问：“你们是做事的次序不同，还是目的本来就不同?”张的回答直截了当：“当然目的不同。”我主张“先对外作战再安内，蒋先生是先安内再对外。”因为“在蒋先生心里，他的第一敌人是共产党，而我的第一敌人是日本。”[8] 张学良曾经对西北总部人员说过：“我同蒋委员长政治意见上的冲突，到最近阶段大抵已经无法化解，非告一段落不可，谁也不能放弃自己的主张。” 1936年12月9日，西安青年爱国学生举行纪念“一二·九运动”一周年游行，他们要到临潼向蒋介石请愿，要求蒋停止内战，一致抗日。谁知蒋介石闻讯后立即下令在学生通往临潼的道路上架起了机关枪。幸得张学良及时制止，这才避免了一场无谓的牺牲。 张学良晚年在“口述历史”中回忆说：“你机关枪不打日本人打学生?”“你这老头子，我要教训教训你!”[9] 二、事变伊始，张学良问杨虎城准备好了没有，杨说：“我们准备好了，等你来以后下命令。” 如果事变的主角不是张学良而是杨虎城，那么杨都准备好了，还有必要等张来下命令吗？ 据十七路军特务营营长宋文梅回忆，1936年12月10日下午3时，杨虎城和张学良进行会商，对扣蒋事宜作了最后决定，杨把宋找去说：“我已和张副司令下了最后决心，本拟今夜行动，因时间太紧迫，决定明天晚上行动。”又说，他和张已商定，届时由宋负责带领部队去临潼扣蒋，并要宋回去着手准备，于明天下午5时前完成准备工作，听候命令。 11日下午5时，宋按原定计划，将事先挑选好的人员集合以后，即到杨虎城公馆等候命令。到了晚上11时许，只见张学良偕同东北军将领于学忠、王以哲、刘多荃、董英斌等10多人来到新城。同时，杨部的孙蔚如、赵寿山、李兴中等也相继来到。这时大楼内的气氛立刻显得严肃和紧张起来。 经过张、杨两将军对扣蒋计划进一步审慎研讨后，关于分工问题，略有变动。因为临潼附近驻防的都是东北军，如果由十七路军担负扣蒋任务，恐怕会引起东北军的误会，容易发生问题。在这种情况下，当即决定，改派东北军卫队营营长孙铭九负责去临潼扣蒋，而宋则担任扣押在西安的所有国民党军政要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