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吾心安处是归属 　　周作人说：“我的故乡不止一个，凡我住过的地方都是故乡。故乡对于我并没有什么特别的情分，只因钓于斯游于斯的关系，朝夕会面，遂成相识。”此话很符合现代背景下离乡的流动人群心理，在改革开放的经济大浪潮中，越来越多的人涌向城市打工创业，长期定居。 　　充斥在这部分漂泊者面前的是现代消费社会的物欲横流，心灵迷惘，他们是现代文明到来时首批失去精神家园的代表者。这些底层小人物真实地折射了现代社会转型之下个体的独特生活。 　　这部由台湾团队拍摄完成的电影算是一部“接地气”的电影，从画面到镜头到内容都非常写实。电影伊始女主^、公曹莉坐在车上，车窗外是外白渡桥、东方明珠塔这样的显著地标。故事发生在上海，紧接着出租房子的老乡阿姨谢琴，骑着一辆自行车来帮忙载物，镜头随着二人来到了一条小弄堂里一间阁楼改建的逼仄的房间。 　　女主角曹莉因为在广州经营小成衣店生意失败，不得不咬牙来到上海重新开始。她年轻时跟着一个混混生了孩子之后又被甩了，自己和家人关系决裂得不到原谅，而后来故乡唯一的亲人――父亲也去世了。她在狗哥当领班的娱乐会所打扫卫生，也面临着有时被男人揩油的危险。她在城市间不断迁移，没有故乡亲人的维系，就像一只断线的风筝，被风吹落到哪里算哪里，这正是现代打工群体的一个缩影。帮别人打扫卫生的谢琴阿姨由上海演员唐群扮演，她省吃俭用，呕心沥血，骑着一辆自行车赶来赶去，给女儿送吃的，送穿的，为了房产的权利不惜与前夫的亲戚吵架挨打。一心盼望女儿有出头之日，却在一次接到打扫任务到达豪宅的时候明白了女儿的堕落，而她的情人――个虚伪的上海男人表面讲究却手脚很不干净。婚姻的失败、女儿的悲哀，人到中年，在异乡拼死拼活的谢琴同样没有一处美好的精神寄托。狗哥利用自己那点小聪明一次次歪打正着地蒙混过关，却不懂任何法律常识，骗过了出租车司机，骗过了愚昧的修车师傅，最后还是难逃恢恢法网，他们修理的旧车到底在回家的半路被拦下了。九儿是个哑巴，没有什么技能，靠发传单为生，弟弟考上了大学却无力供读。每个人都有自己难以面对的一部分生活之重。揭开来是人生苍凉的大幕，茫茫人海，望过去就是一种浮世的悲哀。 　　他们是活生生的底层小人物，在已经被精英挤满的大城市里妄图再寻一杯羹。小人物在城市的多年摸爬滚打中已经有一套自己的生存准则。张爱玲感叹“到底是上海人”很有欣赏的意味，“上海人是传统的中国人加上近代高压生活的磨炼。新旧文化种种畸形产物的交流，结果也许是不甚健康的，但是这里有一种奇异的智慧”。繁华摩登属于上海，高压快速也属于上海，贫富差距更是属于上海，这种环境却发展了人情世故皆练达的能力，生存真是充满了智慧。因为多元文化的融会，上海的智慧是奇异的。小人物即使身无分文，平庸普通，在上海生活久矣，也还是生出了一种活下去的智慧。不起眼的九儿，时常遭到狗哥的嘲笑耍弄，但是他亦想到修理废弃车辆搭载老乡回家赚一笔，尽管这个点子违反法律。狗哥和九儿开始修理所谓的“豪华大巴车”，而曹莉负责宣传，靠自己的人脉拉拢老乡，没有票据，单凭老乡这种建立在同一个故乡的基础关系上，以自己的真诚卖出了很多票。她也不忘和狗哥讨价还价，希望赚得一笔。谢琴阿姨虽然为女儿而寒心，有一段特写的镜头是她骑着自行车回去，足够老爷的自行车骑得歪歪扭扭穿梭在上海街头的车水马龙之间，费力却依然用力。托尔斯泰的写实成功在于创作了一班真实的小人物，而按照上海这座城市的文学人物张爱玲来说：“写到的那些人（小人物），他们有什么不好我都能够原谅，就因为他们存在，他们是真的。”电影中的小人物饱受生活苦楚，却从未失去对美好的憧憬。曹莉希望混出名堂的那一天，九儿一心盼望弟弟能够去读大学，通过知识改变命运，谢琴阿姨始终有一种生命力的坚强。底层人群依然有坚强可爱的希望存在，而他们似乎也是中国古典哲学中一种静默而忍耐的智慧。他们身上充满了中国式的可爱：脏、乱与忧伤之中，到处会发现珍贵的东西，使人高兴一上午，一天，一生一世。 　　在这部要探讨归乡作为归属团聚的电影却没有出现一个关于阜阳的镜头，故乡被抽离。加缪说，人生在世好比流放谪居，电影要表达的正是因为回不去，心灵所遭受的漂泊。人归属于存在，却又在存在者中保持为一个异乡人。 　　曹莉很想回家，可是她早已没有现实意义上的家，家人都已经去世，离开家乡多年，故乡遂成为异乡。她凭着自己的努力在外混得还算不错，可是内心始终充满了回不去的忧伤。当狗哥讲起她父亲的多年等待，她泣不成声，压抑的精神通过哭泣得以宣泄。谢琴一心为女儿奔波，要强拼命，却要亲眼目睹女儿的堕落。、他们努力地挣扎于生存边缘，却还是冷不丁会被无情的现实嘲弄，正所谓人生的虚无。 　　电影最后，在上海打工的阿姨们坐上狗哥和九儿修理的“豪华大巴”，曹莉婉言谢绝了狗哥的好意。因为她是回不去的。镜头中她拿着那根小月阿姨因为捆绑行李多出来的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