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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隐士之文化批评 10对外汉语 100110042 杨洁 中国隐士之文化批评 4月13日晚七点，我校文学与传播学院于孙中山第一报告厅顺利举行主题为“中国隐士之文化批评”的学术讲座，富的专业知识时，也感受到了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隐士的本意是什么？核心内涵就是指宁肯隐居也不做官的人，怎么在朝为官，反而成了“大隐”了呢？以隐士本意而论，隐于野可也，隐于市可也，隐于朝，则实属荒唐也，不成立也。陶渊明在朝为官时，无论如何坚持原则办公，都不足以称其为“隐士”，只有“归园田居”之后，以感受“狗吠深巷中，鸡鸣桑树颠”为乐的时候，才可称其为隐士。事实上，我们所熟悉的一些中国历代隐士，都是一些“小隐”，真正的“大隐”，是隐到连姓名都不曾留给世人的，根本就不屑于让任何人知道自己。 所谓“隐士”，首先是隐藏自己的人，名人，官人，招摇的人，处处卖弄推销自己的人，都不是隐藏的人，所以肯定不是“隐士”。其次， “隐士”是个名词，偏正式结构，落点在“士”。什么样的“士”？隐藏的“士”。“士”是谁？知识分子，是学者，是有学问、有思想、有智慧的人，不是“士”的人，你再隐藏，也肯定不能称其为“隐士”。第三，《辞海》解释“隐士”时，认为“隐士”是“隐居不仕的人”，可见，能做官而不做官的人隐居，或者做过官的人懒怠做了隐居，才有资格当“隐士”，当朝为官的人，是断然不能称其为“隐士”的。但《辞海》这个解释，既没有强调“士”，也没有解释“士”，是不精确的。《南史·隐逸》云：隐士“须含贞养素，文以艺业。不尔，则与夫樵者在山，何殊异也。”这表明，隐士是素质很高的，多为文人，否则，跟深山砍柴的就没区别了。《易》曰：“天地闭，贤人隐。”又曰：“遁世无闷。”又曰：“高尚其事。”可见，“隐士”是指贤人隐，能人隐，才子隐，而不是一般人隐。有才能、有学问、能够做官而不去做官，不屑于做官，不为此做出努力的人，才叫“隐士”。《南史·隐逸》谓其“皆用宇宙而成心，借风云以为气”。因而，“隐士”不是一般的人，当为世之隐匿之高人也。 中国隐士文化是颇为发达的，是与思想文化和社会现实紧密联系的。比如魏晋文人，其放浪形骸的生活方式，既和当时道家崇尚自然的思想影响有关，也和当时战乱频仍，特别是门阀氏族之间倾轧争夺的形势有关。知识分子一旦卷入门阀氏族斗争的旋涡，就很难自拔。魏晋至南北朝，因卷入这种政治风波，而招致杀身之祸的名士就有，何晏、嵇康、张华、潘岳、陆机、陆云、郭璞、谢灵运、鲍照等。所以，当时的知识分子有一种逃避现实的心态，远离政治，避实就虚，探究玄理，乃至隐逸高蹈，就是其表现。这种情况不但赋予魏晋文化以特有的色彩，而且给整个六朝的精神生活打上了深深的印记。例如在当时特殊环境下生成的“隐逸文化，最直接的表现就是一批名士遁迹山林，当起隐士。孔子说过“邦有道则仕，邦无道则隐”；孟子也说过：“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文人得意时仕，失意时隐，自古而然。但六朝隐士之多，恐为历代之冠。“隐逸文化”的另一个表现，就是出现了对隐居生活由衷赞美和吟咏的“隐逸诗”。东晋大诗人陶渊明有“千古隐逸诗人”之称，他虽没有以“招隐”为题的诗篇，但他的诗却达到了“隐逸诗”的巅峰。最有名的当然要数那篇题为《饮酒》第五的诗：“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问君何能尔，心远地自偏。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此中有真意，欲辩已忘言”。这样的“隐逸诗”，真是到了超凡脱俗的地步。和“隐逸诗”同时，流行起来的还有山水诗，这也是“隐逸文化”的一个深化表现。山水诗和“隐逸诗”可说是孪生姐妹。要隐逸，就必然会得意于丘中，倘佯于林泉，必然会拥抱山川、赞美山川，吟哦之间，形成寄情于景、借景抒情的山水诗。和前朝山水不同的是，六朝的山水诗，更多一分超然物外的意境和逍遥自适的心情，诗风则更加轻灵飘逸，文笔则更加婉约隽永。像左思的诗句“未必丝与竹，山水有清音”；谢灵运的诗句“云日相辉映，空水共澄鲜”和“望山白云里，望水平原外”等等，其意境之美，可和盛唐的山水诗相媲美。钟嵘的《诗品》，对谢诗的评价是：“一章之中，自有玉石”；“奇章秀句，往往警遒”。清代的王夫之在讲到谢的诗时说“‘天际识归舟，云中辨江树’，隐然一含情凝眺之人，呼之欲出”。当然，六朝的诗作包括山水诗，也有平庸的，也有一味堆砌辞藻而流于浮靡的。刘勰在《文心雕龙》中所批评的“鬻声钓世”、“淫丽烦滥”，就是指的这种文风。 显示隐士风采的文字，主要集中在以下两个方面：或是振衣而归的高士情怀，或是陶醉其中的怡然自乐。如： 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陶渊明：《饮酒（其五）》 小舟从此逝，江海寄余生。--苏轼：《临江仙˙夜归临皋》 待到重阳日，还来就菊花。--孟浩然：《过故人庄》 独坐幽篁里，弹琴复长啸。深林人不知，明月来相照。--王维：《竹里馆》 无丝竹之乱耳，无案牍之劳形。--刘禹锡：《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