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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海外维和布局变迁 1月28日的中国公安部网站首页居中，放着一条醒目的黑白界面，8位遇难的中国海地维和警察的遗像静立其中，照片周边摆放着点燃的蜡烛和菊花。网站还专门设立了网上灵堂，以供各地网民前来哀悼。 这样的悼念方式已进行了11天，来自公安部办公厅的消息说，官方网站的致悼活动还将持续。两周前，在加勒比海国家海地的地震灾害中，8位中国维和警察不幸罹难。 海地地震发生时间是1月12日的下午，颇为巧合的是，10年前的2000年1月12日，中国派出15名维和警察奔赴东帝汶，揭开了中国警察参与联合国维和行动的序幕――1990年代末中国领导人作出的这一决定，是中国国际形象的一大转折。 只是，参与维和即意味着可能付出个体牺牲的代价，随着中国派遣军警赴外维和次数和人数的增多，这样的意外伤亡情况仍将出现。“今后，中国将对海外维和建立风险评估机制，针对性地加强培训，最大程度上减少伤亡的风险。”公安部维和警察培训专家瞿志文告诉《凤凰周刊》记者。 僵持的30年 1950年及1960年代期间，中国将维和行动看作是“联合国军”和“帝国主义的警察部队’。大陆媒体大肆抨击联合国已经沦为美国操纵下的工具，而其部队是被建立来“镇压世界人民革命斗争的国际宪兵”。 “即使中国加入联合国后的前10年，也就是1971年至1981年期间，其对于维和行动的态度仍然是极为排斥的。这段时间中，由于过去在朝鲜战争期间与联合国军的交手经历，中国对于维和行动一律反对。”解放军国际关系学院国际关系教研室某专家表示，在表决维和行动相关决议时，中国表明了第5种投票方式，即“参加表决但不赞同，也不反对或弃权，而只是静坐不投”。 1981年12月，中国态度有了关键性转变，开始对维和行动采取了“区别对待的灵活立场”，在有关塞浦路斯维和行动的延长议题上，中国首次投下了赞成票。自1g82年起，中国开始承担维和行动费用的摊款，至1986年止全部缴清过去拒绝承担的维和行动费用。 直到1980年代末，中国开始实质性参与国际维和。1988年9月，中国正式要求成为联合国维和行动特别委员会的成员，同年12月申请被通过。 第二年的4月，中国在成为维和行动特别行动委员会成员后的第一份正式声明中指出，维和行动已经成为“实现联合国宪章宗旨的一个有效机制”，同年中国首度派遣了20名文职人员到纳米比亚参加联合国过渡时期援助团。 1991年海湾战争期间，中国对于授权出兵伊拉克的决议案投下了弃权票，中国解释其反对使用武力，但同时也反对伊拉克侵略科威特，因此才作了这样的决定。 “（弃权）成了中国最初参与联合国事务的一种方式，这也是一种相机行事的最低参与策略。目的是以最小的付出获得最大的收益。”解放军国际关系学院的上述专家称。与此相应，中国参与维和坚持“事先同意、非武力、中立”三项原则。在外派维和人员上，基本是由军事观察员和医疗后勤、工程人员等非战斗部队组成。 从1992年中国派遣470余人的解放军军事观察员和工程大队赴柬埔寨至1990年代末，中国陆续派出了530位人员参与了多项维和行动，但除了军事观察员，就是工兵以及医护人员。 首次派出维和警察 1997年，中国原则同意参加联合国维和行动待命安排制度。所谓待命制度就是一个数据库，储存着各国政府在接到通知之后的7天、15天、30天、60天或90天内可以调派到联合国维和行动的军事人员、民警、民有资源和专门知识等资料。 1990年代联合国的数据库里，中国的民事警察资料尚未建立。记者查询联合国网站1998年的一次维和行动，其人员、国别等统计显示，在民事警察、文职人员参与人数一栏里，中国显示是“空白”。参加当年维和行动的只有35名中国军事观察员，参加人数还不及韩国、日本多。 1998年5月，中国驻南联盟大使馆被炸。当年8月，中国公安部与外交部联合向国务院上呈《关于建议选派民事警察参加联合国维和行动的请示》，经过当时中国高层的批示，公安部成立了中国维和民事警察事务领导小组及其办事机构公安部国际合作局维和处。 中国驻南联盟大使馆被炸或是促使中国在1990年代末决心参与维和行动的最大推进剂。有国际关系专家分析，北京对美国权力上升的忧虑，迫使中国开始设想如何确保其对于国际干涉行为的影响力，最终改变了较为消极的做法与原则，而转为积极与主动的立场，当然也包括了维和参与行为的扩大。 2001年，中国国防部正式成立维和行动办公室，负责统一协调和管理中国军队与武装警察参与维和行动的工作，其中包括选才、监督维和行动的部署、与中国内部或外部相关单位沟通等。维和行动办公室只有4、5位军官，由一位资深上校统筹。 维和警察的选拔在大陆160万民警中展开，参加人员要在单位内部经历业务素质和综合能力的严格遴选。维和分队组成后，统一安排在基地进行人权、人道主义援助、通讯与谈判、解除武装与重返社会等16项标准训练模块的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