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义和本土化这样的两极之间跳来跳去”蔡国强访谈.docVIP

[日期：2005-4-4] 来源：上海美术馆 作者： [字体：大 中 小] 时 间：2002年1月22日 地 点：金门大酒店 采访人：江 梅 江：参加完’2000上海双年展之后，2001年你又策划了上海APEC会议期间的大型烟火景观表演，到这次你又来上海美术馆办个展，可以说这两年是非常频繁地回国内做活动。你觉得吸引你回来的原因是什么？ 蔡：算起来我和上海很有缘分。我在上海读过大学，受现代的艺术教育以及艺术成长的开始都是在上海，出国回来做的比较正式的艺术活动首先也在上海。回国内做艺术，我觉得这是一个水到渠成的事：刚好我们国内环境的开放与我在国外的有些活动相互可以交叉地产生、进行。我在世界各地参加了几十个各式各样的双年展、三年展，现在水到渠成的国内要做双年展了，我就回来了。当然APEC的事国内知道我在国外做了一些大型的爆炸艺术也是一个主要原因。上海双年展之后，我对上海美术馆有了很深的印象，这么大的双年展还是做得很不错，尤其在国内。我也就有信心回来做自己的展览。国内做事情的魅力是有的。在日本、美国或者欧洲，展览运作已经非常的系统化了。而在国内怎么做、如何做，不知道，这反倒是一个有魅力的事。象参加上海双年展，我就不知道如何做，只好做大字报，放在外面，让大家批评。 江：现在你在国内、国外都做过很多展览了，体会肯定不少吧，你觉得在国内做展览与在国外做展览有哪些不同？ 蔡：在国内做活动，也有好的方面，艺术家要实现他的宏大计划，也有可能反而会得到一些政府力量的帮助和支持。但是也有缺点，那就是经常你的想法，会面临着被修改。 江：对于你个人来讲，面对这些修改，你觉得可以接受的最大限度在什么地方？ 蔡：比如APEC活动，第一是我认为要端正一个位置，这不是我的个人作品，而是一个国家的作品，所以我要为它的一些想法而考虑；第二是我要在这里找到我为什么要做，完全没有原则当然不行，但是最重要的一点，即通过参与，能够与自己的国家发生关系。我可以和它进行对话和交流，可以比较直接、深入地了解它的变化、发展，它的希望、困难等。另外还有一点，就是因为我们的参与，如果能使现实发生一点点的改变，我觉得就已经是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APEC晚会也是，我们的参加能令它更好一些，就值得高兴。 江：希望你简单的介绍一下这次在上海美术馆举办的这个个展。 蔡：这个展览据说是国内的官方美术馆第一次为一个当代艺术家举办个展。做展览的想法最初是方增先馆长提出来的，因为他一直对我在双年展上没有做一个大型的装置不大满意。后来，APEC会议期间，我常来上海，与方馆长、李向阳馆长不断碰面，商谈这件事。做这个展览，我认为不要双重标准，在国外怎么做，在国内就尽量怎么做，不要国内、国外的东西搞得很不一样，这样才有可能形成相互间的一种真正的对话和交流。这次展览总体上都是新作品。一楼是两个装置：一个装置是一进门厅就能够看到的一个装鸟的塔，被吊起来，里面有一百只金丝鸟，鸟笼内的一条绳子与展厅里倒扣过来的一艘船连在一起，船身上插满了三千枝金光闪闪的箭，象一个小孩捕鸟器。 江：船和箭在你以前作品中出现过。 蔡：对，但这次是倒过来的，它看起来象只刺猬，又是个抓鸟的罩子。罩子里面有个电脑，是现代化的，观众可以进去，操作电脑，上网。这个作品简单地说有这么些意思吧：一是这个船倒过来，整个造型一下子就不一样，就有了一个新的视觉形象，有了幽默、游戏等等的意味；二是，里面的电脑和玩电脑的人可引发观众的好奇心，吸引观众走进去，但同时观众又有所顾忌，怕装置掉下来，自己象鸟那样被扣在里面。这样的话，就会产生另外一种感觉，不再是人抓鸟，而是鸟抓人了，因为绳子的另一端系在鸟笼子那里。三是，人们通过电脑上网可以进入一个所谓全球化的世界，使自己获得更大的时空和更多的自由，但其实在这个过程中，人们又同时失去一些东西，又进入另外一种束缚和陷阱，这是一个又丰收又伤痛的事。另外一个大厅里的装置主要是一块很大的有20×10米的红色丝绸，这面大红旗的下面排放一些电风扇，吹出来的风使它象红色的波浪，上面挂着两百个形状各异的红灯笼，有电视、电冰箱、洗衣机、手提电脑、录相机这样的日常家用电器造型，也有人造卫星、航空母舰、航天飞机、高速列车这样代表国家力量标志的造型。它表现了每个时期对现代化物质的不同追求，可是，颜色不变，都是红色的。 江：你创作中选用的色彩，以及红灯笼这样的物件，是否考虑到一些国情因素。 蔡：是，也考虑到。红的、金的，和春节的气氛联系又象征中国文化和现代化的物质追求。 江：那你这样做会不会担心被别人误解，比如说蔡国强回国办展览就不一样了，迎合国内的主流了？ 蔡：不会。我只注意我为什么